红色叙事 “红”得有理

毛大成（重庆）

    读2011年6月29日的《中国艺术报》，记者的一篇报道文章《红色叙事今天为什么这样“红”》，看后深思再三，感到有新意在焉！

    我欣赏记者具有文化历史见证意义的史笔书写，结论简明具体：

    “黄亚洲的长篇小说《建党伟业》是一个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传播者在本世纪初对大众文化传播方式的主动应对（如果不是欣然接纳的话），而反过来，同名电影小说与评书的出现是大众文化时代受众的反馈，两位‘80后’受众的回应是，成为新的传播者，并以更易于大众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两代人、三个文本，他们共同完成了红色叙事在大众文化语境中意义的重建。”

    记者评说的是黄亚洲的长篇小说《建党伟业》、高瑞沣的电影小说《建党伟业》、王封臣改编自黄亚洲小说的评书《建党伟业》。三位文艺工作者，三种视角，三部同名作品，三个不同特色的文本，在不同的读者圈里都引发了热烈的反响，这件事确实值得评述，而记者的评述无疑是很到位的。

    红色叙事如今受到社会关注和欢迎，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道理与我们重庆的“唱红歌”受到全国关注一样。

    我认为，其中一层道理，是人民大众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实践的普遍认可，人们愿意了解执政党的诞生史，愿意颂读中国现代史中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这应该是事物的基本面；另一层道理，是体现了人民大众对当前社会所寄予的一种强烈的期望，即期望社会进一步公平、正义、平等，不要过度的财富两极分化，不要巧取豪夺、恃强凌弱，以致加剧社会不公。

    “6月，北京平安里一家小餐馆里，本报组织了一次关于《建党伟业》的创作及改编问题的对话，我们看到三位中青年艺术家滔滔不绝、共话党史的奇特景观。在这一场域之中，横亘在上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乃至90年代成长个体之间的，曾被认为是不可跨越的观念与认识的鸿沟，似乎获得了某种弥合。”

    鸿沟的弥合，在三位作者那里，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比较容易克服年龄的差异，就表现同一个主题，达到一种创作理念的共识；而在广大的读者和观众、听众那里，种种“观念鸿沟”的“弥合”，就比较复杂了。人民大众对当前社会进步的期待，七嘴八舌，自有种种选择，但无疑，公平与正义，是其中最不容忽视的诉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追求正义与公平的社会形态的过程，是平平实实的，人们爱接受这样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叙述不假，有“质感”，黄亚洲在他的《建党伟业》中，就一反传统的铺张写法，特别平实，特别深入人物心灵，记者文中所作评价非常准确，又十分新颖。

    历史就是这样平平实实地创造出来的，人们有兴趣观察、了解这样的历史，从而知晓未来，创造我们所渴求的未来社会，这就是红色叙事在今天“红”的一个原因。

    黄亚洲、高瑞沣、王封臣的精彩三人行，值得肯定与赞扬，而记者的评述，也点到了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