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复兴之路》，一提起这些响当当的名称，都会把我们的思绪引领回每一个中华民族值得纪念的历史时期。201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90华诞，一台名为《我们的旗帜》的文艺晚会走入全国观众的视野。“歌舞热烈，礼赞历史功绩；旗帜高扬，引领未来辉煌。”整台晚会感情充沛、气势磅礴，让我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类作品的创作上，本期《三棱镜》特邀了《我们的旗帜》的主创人员，希望通过他们第一手的创作经历访谈，与读者一道分享大型文艺晚会创作的成功经验。
陈维亚《我们的旗帜》总导演
沈 晨《我们的旗帜》执行总导演
孙 茜《中国舞蹈》专刊记者
第二篇章《难忘的岁月》——“黄河大合唱”剧照 林毅 摄
90华诞《我们的旗帜》高高飘扬
正是将舞蹈跟其它姐妹艺术真正融合到了一起，才形成了新的独特的形象表现手法，这是我们做的一次创新尝试
■ 孙茜（以下简称“孙”）：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艺晚会《我们的旗帜》，已经成功地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请您介绍下这台晚会的总体情况，比如共有多少单位、多少编创演职人员投入这次演出，经历了多长时间的创作周期，在5个篇章中共有几段纯舞蹈部分。
陈维亚（以下简称“陈”）：这次参加演出的单位，在京的有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总政歌舞团、空政歌舞团、北京军区文工团、武警文工团、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话剧院、吉林歌舞团等，京外的有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广西五大自治区的一些演出团体以及部队战士，加起来有50余家单位。在台上的演员共有1500人左右。
《我们的旗帜》策划班子于2010年4月份组建，那时我由于亚运会的工作还没有进入，我正式进组应该是2010年的9月份。晚会的排练是在2011年的4月10号开始的，在北京及京外大概有十三、四个排练场同时进行排练。
这台晚会，我们试图在发挥各种艺术门类本体表现形式上下功夫并有所创新，达到歌舞交融、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晚会上的纯舞蹈部分看似并不多，但是每一段又都有独特的舞蹈交融其中，真正的纯舞蹈其实就是“序”，动用了90名舞蹈演员。除此之外，没有哪个篇章还有一个完全的纯舞蹈，但是每一章、每一段中又少不了舞蹈，而且舞蹈性都特别强。比如像《风雨同舟》，应该说它不是纯舞蹈，但是将近400多演员在台上，通过形体呈现战胜艰难险阻的各种意向，最后搭成一个10余米高的人体金字塔，完完全全是用舞蹈手段来表现的，可它又不是人们印象中的方方正正的舞蹈，是一个高度肢体化的戏剧场面；还有上半场的《黄河大合唱》，我认为它也是舞蹈，虽然是大合唱的形式展现，但所有演员在台上，包括领舞黄豆豆始终在张嘴真唱，是高度舞蹈化的大合唱，200多名战士拿着长枪、举着大刀，在强悍的舞动造型中演唱，形成了歌舞交融的震撼景象。这是我们这台晚会中感染力最强的表演段落之一，正是将舞蹈跟其它姐妹艺术真正融合到了一起，才形成了新的独特的形象表现手法，这是我们做的一次创新尝试。在《社会主义好》这一段中，老艺术家刘秉义边演边唱，而所有舞者，包括领舞王晓燕也是在边唱边跳。这种表现形式在《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走进新时代》这几段落的表演上，都采用了。演员们一开始不适应，甚至有很多声乐演员认为还是按以往的惯例，提前几天来排练，然后采用歌伴舞的形式表现。可当他们提前20天或是一个月来排练时发现，这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经过融入人物形象的排练，他们慢慢开始喜欢上这种新形式。舞者同样，一些年轻的舞蹈演员，开始只是隐隐约约知道《社会主义好》这些老歌，比较陌生，但在后来的排练中他们愿意唱，也愿意跳，有了感情。可见，当一个舞者或歌者进入形象后，通过肢体、声音来表达感情时，是跟普通的歌伴舞完全不一样的，是另一种境界。
沈晨（以下简称“沈”）：《我们的旗帜》有全国著名的歌唱家39人，戏剧表演艺术家13人，老艺术家4人，舞蹈家29人，年龄最长的88岁，最小的7岁，共计1500多名文艺工作者共同构成。创作人员包括总导演（策划）组、文学组、编导组、作曲组及舞美、灯光、服装、道具、音响、视频等各设计制作部门，共计上百位全国著名的设计制作人员历时1年半的时间，完成这次重大的国家性任务。《我们的旗帜》由序、四个篇章、尾声6个段落构成，其中相对纯粹的舞蹈有三段。序——“鲜红的党旗”，第二篇章《难忘的岁月》——“黄河大合唱”，第三篇章《民族的脊梁》——“风雨同舟”。
打破编年体形式，突出每一种艺术形式本体特有的品质
■ 孙：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于不同历史时期相继推出了《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复兴之路》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作品，这次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创作的《我们的旗帜》，它的总体构思、主导思想是什么，有什么独特和创新之处？
陈：我们领受任务时得到的明确指示是要做一个经典晚会，体现出人民欢庆节日的喜庆、欢快气氛，强调每一段都要好听、好看，另外要求我们不要过多创作新作品，而是全部采用建党90年以来人们喜闻乐见、经过历史考验、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并邀请我们国家顶级的艺术家们演出。全是老歌，主要演员中大部分都是顶级艺术家，要怎样独特？怎样创新？成了我们特别需要思考的重要内容。最终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全新的尝试和探索。其一，晚会结构打破编年体形式，《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复兴之路》采用的是编年体形式，结构上从辛亥革命说起，从鸦片战争说起，从苦难的旧中国到新中国成立来进行编排的，如何不重复这种编年体的形式呢？既然要突出欢快、喜庆的节日气氛，那我们就改变时空顺序，从“人民的节日”说起。按常规，欢庆的场面一般是在最后，这次把它调到开场，在一个很简洁的序中，就调动起观众的情绪，营造出全国各族人民欢聚一堂，共庆党的生日的场面。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我曾经跟演出开场曲目的演员们说，你们要将观众情绪带入高潮，甚至让他们感觉这个节目演完全剧似乎要结束了，然后我们再急转直下将话锋一转，在幸福欢乐的时刻我们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艰苦的90年的历程，历史的倒叙也就从此刻展开。这种回忆的讲述方式不仅在结构上改变了以往编年体的常规，也符合现今我们党在思想层面的要求，无论何时一定要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不要忘记过去，珍惜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其二，在这台晚会里面突出每一种艺术形式本体特有的品质，然后将它们有效的交融，打破以往晚会惯用的歌伴舞形式，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这台晚会独特的戏剧性。比如《保卫黄河》中的演员黄豆豆，他就是在黄河瀑布边岩石上的一位小八路，《社会主义好》中的演员刘秉义，他就是一个上世纪50年代工厂车间里的车间组长，如此安排，就增加了每个演员在每一个作品中的戏剧性，戏剧性一有，想伴舞也伴不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人物身份。1500位演员在晚会中都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姓名，自己独特的职业和经历的独特时代，这样节目就有了内涵，就能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历史画卷。现在看来，果真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其三，我们将收录的老歌老调，让作曲家们把每一首歌、每一段音乐进行重新编配和处理。像第二篇章的《保卫黄河》中“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延长至12拍，效果非常突出，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我们把历史上的革命励志歌曲《社会主义好》变成音乐剧形式，既有花腔，也有童声，既有合唱，也有独唱、重唱，很有趣也很丰富，我们希望将它重组成一种浓缩了欢快感觉的歌曲。当然这些重新编配是要求创作人员从音乐、表现形式上，做具体分析、具体处理。其四，我们史无前例地在一台晚会里用了两大段诗朗诵，一段是革命先驱、红军战士的朗诵，从建党伊始说到遵义会议，并且第一次把情景表演融入到朗诵里面，朗诵者与200多演员共同表演，这种情景交融的朗诵效果不错。第二段里面运用了9位现代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物代表来朗诵，下岗民工、西柏坡的农民、科学家、老人、志愿者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颂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光辉业绩。这两段朗诵的主题都很深刻，都是这台晚会创新的地方。
沈：用建党以来各时期观众耳熟能详的老歌作为主体音乐表现形式，在结构脉络上打破所有音乐舞蹈史诗惯用的历史时间线，摒弃“豪华制作，人海战术”，在人民大会堂打造一台“充满各时代的戏剧性，人物感，情感点”的独特艺术作品。把能够参加的老艺术家全部请上舞台，与全国最优秀的声乐艺术家、戏剧表演艺术家、舞蹈艺术家一起共欢庆，同歌唱。
舞蹈肢体语言的意识在构成大型晚会中发挥的作用是其它艺术形式无法代替的
■ 孙：您认为在这种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类作品中，在艺术上舞蹈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功能？
陈：近几十年来，无论是音乐舞蹈史诗，还是大型文艺晚会，或是我们中国举办的奥运会、亚运会，几乎所有大中小型的文艺演出，舞蹈编导在其中都发挥了绝对的中坚力量。奥运会中我和张继钢两位副总导演都是舞蹈专业编导，编导组中大概100多位编导，清一色是舞蹈编导，亚运会里100多位编导，也清一色都是舞蹈编导。《我们的旗帜》的编导队伍中，每个章节大概都有一二十位编导，总共将近80人，也全部都是舞蹈编导。从这些数字中大家就可以看到，在这些活动的编排、整体把握、空间控制、具体呈现等方面，舞蹈编导作为灵魂性人物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舞蹈演员在1500名演员中占绝大多数，是基本呈现的主体。所以我觉得舞蹈在大型的演出里面是一个基本元素，整个大的框架都需要舞蹈来构建，舞蹈肢体语言的意识在构成大型晚会中发挥的作用是其它艺术形式无法代替的。
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是中国一种非常特殊的艺术表现类型，舞蹈在其中有着众多的作用和功能。在历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都需要一种场面的体现。舞蹈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种最具张力的表现手段。“战争”需要震撼的场面，“胜利”需要恢弘的场面，“五洲同庆”需要热情的场面，“辉煌成就”需要壮观的场面，这是在人民大会堂这个特殊舞台上必须具有的最基本的功能。《东方红》中的“向日癸”，《中国革命之歌》中的“五四运动”，《复兴之路》中的“曙色”，《我们的旗帜》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都是舞蹈煽情的典范之作，应该讲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煽情”是舞蹈最具调动观众情绪的功能之一。由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表现的都是每一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事件，每一个历史事件又都需要特定的人物来体现。在《我们的旗帜》第二篇章——“黄河大合唱”中，创作者成功塑造了一位指挥家（小战士）的形象，他与民族群像的共同呐喊，体现了那个时期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团结抗日的伟大精神。这是历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利用人物塑造的功能反衬那个历史背景最为成功、最为新颖的作品之一。
■ 孙：在多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类作品中我们都曾看到过表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各族人民同欢庆”等的场景，《我们的旗帜》的独特表现形式是什么?
陈：这些情节都是历史的经典，是不可回避的，这就像是一个命题作文，看大家都用什么不同的方法来表现。像“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我们采取的还是歌舞两种艺术形式的情景交融，戏剧性强化的处理方式。在这段故事中出现了一个小战士，他是在风雨交加的长征路上面对即将初升的太阳，在党旗下宣誓入党的。小战士突出人物化的处理，同其他战士们共同演唱这首歌曲时，“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老故事就换了新颜。党旗作为主题形象贯穿全剧始终。从“序”的党旗覆盖中国大地，到红军长征中那面战火硝烟中的党旗，再到新时期党员入党宣誓共同面对的党旗，“旗帜”的形象不断出现。
在结构上，我们将“各族人民同欢庆”这一章节放在了全剧的开篇，它的作用就是改变了编年体的方式，突出了人民的喜庆与欢乐。它所体现的感染效果就更加突出了，也具有了结构上的戏剧性，整个舞蹈就不再是泛泛的表演，而是大家在节日的这一天聚集在广场上表达自己的心声。这一场的编导组长何燕敏带领来自五大自治区的编导们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不仅创作的每一段舞蹈都特别精美，也呈现了舞者要唱、歌者要舞的融合场面。
沈：“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在此台晚会中，是一个运用独特空间的作品。创作者利用前区的几名特定人物（红军战士），及后演区特殊设置的斜面舞台（抽象的雪山），形成了强烈的戏剧空间对比，把长征中的艰难险阻，利用空间和人物淋漓尽致地体现。“各族人民同欢庆”则运用我们所选择的五个少数民族特有的载歌载舞的方式，热情奔放，时尚现代，一气呵成地把各族人民欢庆党的生日的情感演绎了出来。
加入人物，加入戏剧性情节，加入真实情感、真实交流，观众就一定会感动
■ 孙：在《我们的旗帜》中，新中国成立后的部分，特别是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大成就和辉煌历程，怎么让观众看得懂的同时又是一次艺术的享受？
陈：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我们精选了6首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 “改革开放”时期，我们选择了《在希望的田野上》《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展现改革开放的新景象。6首歌放一起，想在表现形式上创新，难度很大。但只要你加入人物，加入戏剧性情节，加入真实情感、真实的交流，观众就一定会感动。比如《在希望的田野上》，两个歌手都是农民的打扮，与舞者载歌载舞，表现丰收的喜悦，人们便能感受到他们的情绪，如果仅是互不交融的歌伴舞恐怕表达不了这种情绪。我们要求演员来到这里，不是在舞台上，是在一个农村大场院里，把所有收获的瓜果放到一块，举行一个农民的“party”。演员一会儿在粮垛上唱，一会儿在大南瓜上唱，这就是音乐剧，只要是老百姓喜欢的艺术形式，我们就用它。到了《春天的故事》，我们想讲一个现实的故事，一位慈祥的老爷爷，在给孩子们说故事，说着说着，故事中的人和事就发生在舞台上，农民工来了，大学生来了，城市渐渐苏醒了，通过戏剧化的情节处理，把想表达的内容都呈现在了舞台上，这样观众一定看得懂。这部分的6首歌，每3首歌为一段，每一段结束演员都要全部走上舞台，每3首歌又是一段戏剧形式，不是一个单独的歌，在情绪内容、音乐形象上都有一定的联系，是一种情感的衔接和延续。
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内容表现上，我们选取了三首老歌《社会主义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编导们大胆运用了“音乐剧”的手法，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这个特殊的舞台上，为将近20名歌唱家特意的安排了人物形象，让他们和舞蹈家们一起，在热火朝天的工厂里，在冰雪浪漫的北大荒，在新时期建设的大路上，通过每一个特定的人物，每一个特别的细节，每一个特殊的情感，展示了一个戏剧化强烈的火热年代。
改革开放时期的内容，在每一次晚会都是创作人员的一个难点，这次同样如此。我们还是选取了三首老歌《在希望的田野上》、《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在希望的田野上》展示的是一幅夸张的农村丰收的卡通色彩画卷。《春天的故事》则利用一位老爷爷给孩子们讲述一个故事来完成“新城市”这个独特的戏剧化场景。《走进新时代》是把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至现在各个时期人物的群像进行浓缩和涵盖，并通过他们的视野来反映新时代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风雨同舟》这个节目，这是全场从结构设计上的最高潮点。总导演陈维亚在最初就给我提出了这个节目的要求，短短的几分钟，必须利用纯舞蹈的形式，把改革开放这20年来，全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克服种种艰难险阻，铸造辉煌成就的内容在一个节目中体现。483人，大面积的非专业演员，多视角的活动雕塑，立体多场景的内容穿插，一名灾难中的孩子在众人手上传递的过程，一座将近10米高的人体丰碑，一面鲜红的党旗在400多名演员的人体高塔搭建下传递到高空迎风飘扬。领导们热泪盈眶，观众们大声欢呼，演员们激情万分。我和我的编导组这颗悬浮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我们得到了这份最好的评价。
任何艺术形式在晚会中都不能单独存在
■ 孙：如果用百分比来划分，您认为诗、舞、乐、歌在音乐舞蹈史诗中的最佳比例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才最恰当？
陈：如之前所述，这台晚会是一个各种艺术门类都积极发挥特长，又能高度交融的戏剧综合体。诗朗诵里面有大量的舞蹈进行配合；舞蹈里面除了舞者在表演，歌者也都参与了舞蹈的表演；歌者演唱时也同时是舞者，有各自的人物形象，借助肢体语言融入真情实感；音乐从头到尾，不管是老音乐还是新音乐与舞台表演交融在一块，所以很难用百分比具体划分，虽然舞蹈语言可能在其中所占比重是最大的，因为从头到尾都有舞蹈语言在贯穿，但是舞蹈语言离开音乐行吗？不行！离开戏剧表演、诗、歌行吗？也不行！任何艺术形式在这台晚会中都不能单独存在。
沈：我认为这要根据不同的创意方式、不同的创意内容，方能构架不同的艺术比重，没有最恰当，只有最合理。
要有创新的勇气，要勇于面对难题去解决它
■ 孙：演出已经结束，您对这次创作经历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什么？可否透露一下您的下一步创作计划？
陈：感受最深的就是要敢于突破！首先创作这台晚会是党交给我们的一个光荣使命，尤其是在这个特殊且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时期，你的身后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党和国家信任我们，我们就应该完成好这一光荣的任务；其次，既然自己接受了这项任务就要下功夫搞好，其实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要有创新的勇气，要勇于面对难题去解决它。从一开始进入我们就有意识的从总体艺术风格上寻找一个新的定位，在表演方法上各个击破，这都是克服困难的解决措施，我觉得只要你敢做，就可能做好。当你感觉没有出路时，只要你有决心再坚持一下，就会柳暗花明，如果是一路坦途，人反而没有动力，这就是所谓的“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我觉得困难时刻人就需要一种精神，一种突破的精神。实践再次证明，这种体会是特别重要的。接下来我主要是几部舞剧的创作工作，像舞剧《马可·波罗》的修改，大概9月20号左右在大剧院上演新版，还有两部新舞剧还在筹备，另外还有一些跨界的创作也都在商谈中。
沈：“创新是艺术作品创作之永恒的最高追求”，这一点应该是每一个创作人员都想做到却又非常困难的一件事。通过这次的创作，有一个深深的体会，作为一名创作人员，必须多学，多看，会学，会看，只有用其它各种门类（艺术、建筑、科技、体育、军事等等）的长处去补充自己，方能给自己的创作领域开辟更加宽广、更加崭新的道路。
下一步我将在自己个人创意工作室做出一系列的创作计划，特别是舞台剧目的创作上，将向自己的恩师陈维亚导演继续学习，并与他一起合作，共同创作众多更加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