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军、李英刊登于今年《北京文学》第4期的报告文学《让百姓作主——浙江省琴坛村罢免村主任纪事》是一篇典型的报告文学。什么是典型的报告文学？在我看来，是凸显报告文学站在时代前沿、迅即报告社会热点问题的现实功能的作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随着新闻的日益成熟以及媒体的高度发达，报告文学作为时代前沿报告的独特现实功能越来越淡化了，很多报告文学作家由于在迅即性以及思想的敏锐性上难以超越新闻媒体，便转而在综合性思考上做文章，尽管也是从社会热点入手，但往往采用的是宏大宽泛的结构、旁征博引的论述，也就达不到直指当下的“投枪和匕首”的作用。朱晓军、李英的这篇报告文学直接报告当下的一桩新闻事件：浙江一个偏僻乡村里发生了村民联合起来罢免村主任的事件。当然，从时效性来说，他们的报告文学赶不上资讯发达、技术先进的媒体，事实上，这个新闻早就在媒体上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但朱晓军、李英仍然要以此为题写报告文学，原因就在于报告文学终究具备新闻无法替代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文学性，另一方面是思想深度。

    《让百姓作主》是一篇充满文学性的报告文学，作者以写小说的方式来讲述这一新闻事件，从而使叙述富有情节性，跌宕起伏，能够充分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在报告文学中吸收小说叙述的方式，是报告文学写作的一种趋势，这无疑大大丰富了报告文学的表现能力，但有的作品在借鉴小说叙述的过程中却纵容了一种有损报告文学精神的倾向，就是过度地采用小说叙述的虚构性想象。可贵的是，朱晓军、李英的这篇报告文学尽量回避了过度的虚构，而是在叙述的时序安排上做文章，挖掘事件内在的情节要素，强化事件中的悬念，保持叙述的张力。比如作品一开头就交待了事件的来由：一个偏僻乡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要“杀”回村去罢免村主任。至于事件最后的结果如何则先不交待，造成一种悬念。然后从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抽出“村里出事了”、“村里村外的冲突”、“不对等的谈判”等几个具有动感和矛盾性的要点，虽然是按照时间顺序的方式叙述，却让人感到情节性强，有起有伏，宛如读一个精彩的故事。另外，这篇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还来自丰富生动的细节，而这些细节的充实得益于作者细致和充分的采访，并不是作者想当然的虚构，不仅具有生动性，而且更加夯实了作品真实性的根基。

    报告文学的力量还在于思想性，《让百姓作主》能够超越新闻报道，应归功于它传达出来的思想深度。其实一篇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并不在于作者发了多少议论，而在于作者能够抓住叙述对象的核心，鲜明地点出事物的要害。这篇作品基本上是在客观叙述事件过程，很少发议论，只在叙述结尾点出了这一事件对中国农村变革的“里程碑的意义”。作者为了说明小乡村发生的这一事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将这次事件与30年前的小岗村农民按手印承包土地的事件进行比照，认为“今天琴坛村民同样用按红手印的方式表达了政治民主的诉求。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政治，都有里程碑意义！”议论虽不多，却产生了一言九鼎的效果。

    《让百姓作主》不到4万字，比起当下的报告文学越写越长，结构越来越庞大，这真是一篇短小精悍又简洁明了的报告文学，而这样的篇幅以及这样的结构，更有利于发挥报告文学紧贴现实、指点江山的功能。这也与作者坚守的文学信念相吻合。作者之一朱晓军就说过：“真正的报告文学是来自时代前沿的、具有忧患意识和批判性的。”朱晓军始终是怀着这样的信念进行报告文学写作的，他的写作看上去不合潮流，不赶时尚。但他为了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宁愿打一场“短平快”的战斗。因此他的作品多半都是篇幅短小的，也是真诚质朴、简洁明快的。但正是这种简洁明快，才能直截了当地揭示问题的症结，才能最有效地展现批判的锋芒。朱晓军报告文学中体现出的质朴精神，让我感觉到一种回归，回归到报告文学最原初的意义上，回归到报告文学最火热的、最有社会影响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