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话剧《玩偶之家》剧照

    近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市场经济带来了社会价值取向的改变，文艺发展在这个时期面临重大抉择。文艺的娱乐功能被无限度放大，审美教育功能却越来越被弱化，面对市场，文艺产品开始向取悦消费者的方向转化。实事求是地说，戏剧与其他门类相比，在市场上发展势头并不乐观，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1986年，我与孙浩同志合作撰写了一篇《文化发展与市场机制》，认为市场机制让文化消费者自主选择他们想要的产品，文化产品生产者按需生产，可以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管理者的职能应该由直接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当时这篇文章参加了文化部第一届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后来被认为是文化管理学市场派的先行者之一。至今看来，这篇文字从理论上来说也没什么错误。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毕竟是在计划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事实上，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给人们精神世界带来的冲击估计不足，对于人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估计不足。反思历史，文艺家对于文艺为政治服务颇多微词，但是，我们发现，当文艺屈服于政治压力的时候，文艺家会有较强的反抗意识，而被金钱收买的时候，文艺家的反抗意识却比较微弱。这是更为悲哀的事情，也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

    当然，对于有文艺自觉的戏剧家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孟京辉的先锋戏剧作品，与其他先锋戏剧家相比较，是赢得了一定市场的，但是，他也是相当矛盾的。剧评人陶子在她的《先锋戏剧的90年代》中说：“当孟京辉的戏剧作品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大众审美’之时，孟京辉又毫不忌惮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咒骂‘大众审美是一堆臭狗屎’。”先锋戏剧与戏剧市场，“可以说是这三十年戏剧领域中与社会最密切互动的前沿课题，而在孟京辉这里，这二者又绝不是一组水火不容的观念。90年代末以来，孟京辉热情地拥抱当代市场，但在这拥抱之中，源自先锋戏剧的冲突与对抗，一直或隐或显地是孟京辉戏剧的潜台词，也是在与市场的调情中屡战屡胜的独门暗器。”

    作为文化艺术创造者和传播者的戏剧家，在中国历史转型的重大时期，应该有什么样的承当？中国戏剧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文化品格？在市场经济时代，戏剧创作的价值取向如何？这些确实到了应该认真思考的时候了。

    市场经济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在这个大背景下,文化在很多情形下都变成了一种消费的文化，仿佛一切文化都要通过市场的消费运转来进行生产、分配和消费。因而在消费时代，文化本身的价值经常被另外一个价值所控制，就是市场价值，或者是消费价值。也就是说，文化产品生产出来以后，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能否被人需要，能否被人购买，或者说能否被人消费，成了评判其优劣的标准。即使是文化生产的管理部门，也往往把文化市场上的经济收入作为衡量群众需求的标准，这就产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在这样一种标准下，有的戏剧家丧失了创作个性，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盛行，一味地追赶风潮，追求名利，不惜迎合庸俗的甚至是低俗的市场需求。目前的中国戏剧生产表现为两极，一方面，有的国有戏剧团体一派奢华浮夸之风，各种大投入、大制作的产品层出不穷，譬如京剧《郑和下西洋》等等，动辄投资几百万上千万，大布景大制作，却限制了演员表演的空间和戏曲写意化的想象空间，创作者绞尽脑汁翻新花样，形式至上，却缺乏真实的发现、真诚的思考，并且戏剧内容也缺少深刻的内涵与独特的思考。甚至，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也出现了问题，面对当今社会上的喧嚣和浮躁，许多戏剧家的精神向度却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迷茫，反映在创作上，就是对于社会现实的失语。也许他们缺少揭示生活本质的勇气，也许他们没有认识问题的能力，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或者刻意地回避一些尖锐的矛盾及敏感话题，或者害怕自己的艺术理念受到批评或者遭遇其他文化流派的冲撞，这种心态最终导致了戏剧家们的创作范围越来越小，创作思路越来越窄。另一方面，很多民营戏剧团体以市场运营成本和票房收入为准，创作粗制滥造、无聊搞笑的所谓喜剧产品，距离戏剧的艺术本质越来越远，停留于浅表层次的娱乐大众，不再试图引领提高大众的审美层次，而是盲目地迎合大众的低俗文化口味。

    我们应该知道，低俗文化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俗文化”。通俗与低俗二者的区别很明显，道德失衡、价值扭曲、美丑不分往往是低俗文化的特征。娱乐性是文艺的重要属性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除了娱乐性之外，文艺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净化人们的心灵，提高人们的审美要求。而只有赋予了文艺更高层次的要求，它的娱乐性才是健康的，才是主流的。

    高举文明的火炬，守望人类的精神家园，应该是文艺家一种重要的文化品格。文艺家的思想视野、精神深度决定了作品的实质，文艺家自身放弃对于崇高的追求，他们的作品就谈不上对人类的精神指引和灵魂守护。

    也许在今天，提倡戏剧工作者甘守清贫，放弃经济收入而呕心沥血追求文化品格的崇高是不现实的，但是，在戏剧创作中，起码应该体现出作者的真诚。

    真诚，应该是对一个文化艺术工作者文化品格的基本要求。发现生活中的本质方面，用适当的形式去展现这些内容，这样才能实现文化艺术活动的根本目的。如果说对于艺术家独特性的表现和突破性的创新是过高的要求的话，那么我们起码可以做到用真诚的眼光看待生活，用真诚的态度反映世界，与文化艺术的受众在真诚的情感中产生共鸣，但在当下的文化艺术创作中，真诚却成为很稀有的品质。不少戏剧创作打着主旋律创作的旗号，却陷入了严重的模式化、雷同化的泥淖，作者并没有真正从生活中挖掘感人的新鲜的素材，却凭空想象熟练地编造一些美丽的虚假的故事和标签式人物，这样的创作只能被观众鄙弃，也给主旋律作品背上了恶名。有的创作只追求形式的所谓新、奇、美，或表现某一种技巧，反过来让内容为形式服务，剧本不仅缺乏内涵，有的连完整的情节都谈不上，这样的创作也很难说真诚。

    我们身处社会的转型期，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戏剧家更需要追求比较高尚的道德情操。一个戏剧家最起码的操守，是要坚守艺术在自我心中的崇高地位，用自己的良知和道德情操来保护好精神家园。这是作为一个戏剧家最基本的底线。

    戏剧家还需要保持一种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戏剧生产本质上是一种个性思维的生产过程，靠的是戏剧家高度独立自主的创造和对艺术精神尊崇的态度。只有这样，戏剧家才可以生产出血肉丰满、灵脉贯通的好作品，陶冶人们的精神情操，愉悦人们的精神生活，发挥出让人奋发向上、积极乐观的作用。

    让戏剧创作回归为对文艺高尚品格的执著追求，恪守文艺在人们精神世界的尊严，为时代精神立言，为民族文化立言，站在更深广的人类历史和人性根本上来审视、解读自我与时代，使“言”更深刻地传达出自我的人性丰富和时代的历史内涵——这才是戏剧家在人类文化的薪火传承过程中所应担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