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话剧《里外工会》改编的同名电影剧照

一

    值此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纵观时下影视剧的现状，我们为它的繁荣而欣喜，同时，也为它的偏颇而担忧。正像一些有识之士所说的那样：“进入21世纪，我们的荧屏与工业题材的电视剧已经久违。”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严重的问题。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工人阶级都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进入现代工业阶段，人类的发展离不开工业。躲开工业，就是企图躲开这个社会，躲开当代文艺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影视剧如果离开对真、善、美的人性挖掘和对假、恶、丑的无情鞭挞，必然会走进越来越窄的死胡同，最后难逃衰败和没落的命运。

    让人振奋的是，去年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鲁煤文集·话剧卷《红旗歌》，它所收的5个剧本中有3个是表现工业题材、工人生活的。这很值得戏剧界庆幸。

    打开《红旗歌》，不禁眼前为之一亮。以上所说的问题，早在60年前，鲁煤已为我们开拓了道路，树立了成功的范例。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把它淡忘了而已。现在，我们有必要大声疾呼：大力发扬传统精神，及时弥补现实的缺失吧！

    独幕剧《反对三只手》，宣传的是获得解放的工人成为社会的主人，应维护工厂利益，树立爱厂如家的思想。虽是作者的处女作，但写得生动感人、小巧完整。1948年春天，剧本刚刚完成，晋察冀边区总工会驻石家庄市办事处就马上刻蜡版油印出来，分发给各厂、矿职工学习。作品在1949年1月21日和22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广泛推广，成为广大工人进行自我教育的教材。

    《里外工会》写的是工人阶级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下的苦难历史。它不仅写了工人如何忍饥挨饿，由于过重劳动而使生命受到摧残，更重要的是它深刻揭露了国民党设立内外两个工会欺骗工人的本质，表面看，内外工会互相斗争，实际是内外勾结压迫工人。剧本写了资本家如何从经济上剥削工人，更写了国民党在政治上对工人的迫害——诱骗工人加入国民党，通过交党费、申诉费等名目，对他们加重经济剥削，强制他们搞反共活动，这引起了正直的工人王勇刚、刘美姐等奋起反抗，以致遭迫害入狱。时至今日，它还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以全景规模表现工人苦难历史的话剧。

    作者以革命现实主义的笔触，深刻、细腻、生动地刻画了剧中正、反多方面人物的不同性格与心理，具有“可贵的历史真实性”，是“天才的描摹，精彩的再现”，此剧具有弥足珍贵、不可或缺的历史教育价值及审美价值。

    而《红旗歌》是作者继《里外工会》之后创作的表现工人们在获得解放后的欢乐、幸福新生活的剧本，两者是光明与黑暗强烈对比、发人深思、令人感慨无穷的姊妹篇。周扬简明有力地肯定了该剧的重要内涵与高度成就：“必须肯定，《红旗歌》是一部好剧本。它之所以好就在于：它是第一个描写工人生产的剧本，它表现了工人在生产竞赛中的高度劳动热情，批评了工人中的落后分子，也批评了某些积极分子对待工人不去耐心团结教育而只是讥讽打击的那种不正确的态度；表扬了行政管理上的民主作风，批评了官僚主义、命令作风。这一切又都是通过活生生的个性描写完成的。作者在人物性格的雕塑与语言的运用上显示了优秀才能。”在这里周扬说得再明白不过，《红旗歌》之所以在当时红遍大江南北，就是因为它向广大新解放区人民展示了工人获得解放后的新生活、新命运，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后如何领导好工业生产。因此可以说，密切关注现实问题和工人们的生存状态，从而推动生活前进，这就是作为开拓工业题材话剧的先驱者——《红旗歌》给予我们的思想启迪，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由于上述巨大成功，1949年、1950年全国热演期间，全国文艺界代表人物纷纷著文给予热烈欢迎与高度评价。老戏剧家李健吾说：“《红旗歌》是一出好戏”、“它已经可以列于世界文学之中。”我国电影事业开山始祖之一夏衍，1950年领导《红旗歌》在上海的演出工作，他向大家指出：“《红旗歌》不仅对工人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对于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同样的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而连续演出三个半月、共159场之后的《总结报告》说，《红旗歌》的演出“是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光辉胜利后，上海戏剧运动一个光辉的大胜仗。它是上海戏剧工作者走向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开端，它创造了一种新的作风，建起了一个新的方向……将新中国的戏剧运动推前一步。”

二

    《红旗歌》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除了它“开天辟地”第一次把工人生活搬上舞台给人们的惊喜以外，它的另一个特点，是把政治与艺术结合得好。这一点是60年前评论家们的共识，而且超越时空，也成为现今评论家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作者鲁煤曾多次坦称，他能写出《红旗歌》是靠两件东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的方向和由鲁迅开拓、胡风坚守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他遵从《讲话》为革命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写作的方向；长期投身于工农兵火热的革命实践，成为一名实践工作者，成为工农兵的一员，在帮助工农兵提高觉悟的同时，学习他们的优良品质和生动鲜活的群众语言。以此为基础，他写《红旗歌》就是写他自己从事过的实践活动，有独立的真知灼见，熟悉各种人物。遵从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坚持写“国民性”、“人性”，在《里外工会》《红旗歌》中写各个阶级、阶层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赞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反对把人物当作阶级标签与符号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庸俗社会学教条主义。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发扬“主观战斗精神”体验和融入所写人物，又结合又批判，以体验其最细腻、最真实的性格内涵与心理。同时，以最丰富、最鲜活的群众语言和民族化、群众化、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营构出新的现实主义文艺。

    《红旗歌》是解放区时代最后一部大话剧，它继承、发扬了此前解放区话剧创作的优良传统，而在文学性上又明显地高于同时期很多作品，使解放区话剧文学达到了新高度，并成为全国话剧的“经典”，其根源就在于此。

    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面对话剧及影视中工业、工人生活题材缺失及戏剧作品中文学性式微的严峻局面，我们应该觉醒：学习并发扬革命前辈作家的成功经验，无疑有助于我们快速赶上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