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季羡林先生

陈 来（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北大文科的老先生，本系以外的，我曾写过与邓广铭先生、周一良先生有关的文字。我也早就想写一点与季先生有关的事，比如就《牛棚杂忆》写些感论等。但季先生的帮手多，学生也多，仰慕者更多，前些年还成立了季羡林研究所，似乎也用不着旁人多说一点什么了。现在季先生仙逝了，我也只能略表一些个人的感念。

    我在7月4日离京赴台湾讲学两周，7月12日，听闻季先生与世长辞的消息，心中虽有遗憾，但没有悲伤。反而，为他能这般的高寿，又能这般没有痛苦地驾鹤而去，感到庆幸，用句佛教的话说，这是季先生修来的福报！

    其实我跟季先生不算很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是在20年前，1989年5月中旬在香山开会时，我还记得季先生当时特别批评了以往“斯大林化”的一些影响，即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的严厉压制，感觉季先生的思想是很解放的。我当时觉得，在北大的老先生里面，敢把这些话讲出来，恐怕只有季先生。当时开会的照片，我前一阵在校史馆张岱年先生百年诞辰的展览上还看到。季先生的敢讲话是闻名的，不仅为知识分子讲话，也敢于批评政府的教育方针，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季先生一直在电视和其他媒体上公开批评说“国家重理轻文”；对政府领导人和教育部领导，他都当面为人文学术和人文教育而呼吁。

    90年代，有很多编书的活动，季先生也主编了《东方文化集成》《神州文化集成》等丛书。1993年春节在学校开会，我在勺园门口碰到季先生，我跟季先生问好后，季先生主动提起编书的事，说，要找些水平比较高的中青年学者来参加写，当然这意思是要我也来参加一下。其实当时我跟季先生并不熟，好像没怎么说过话，而季先生对年轻人却记得很清楚，且主动跟你讨论。在这之后，记得有一次，季先生的秘书李玉洁对我说，“季先生一阵子没看到你和陈平原的文章，就会念叨”，像这样关心中青年学者的老先生，恐怕很难举出第二个了。1994年，北大学报为宣传北大学人，开始在学报封二刊登北大学人介绍，每期一位老学者，一位中青年；开始的第一期，介绍的是季先生和我，封二的上边是季先生，下边是我，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995年，我写完了《古代宗教与伦理》，交三联出版，收入“三联·哈佛燕京丛书”，按丛书的规定，需要先请专家推荐，赵一凡为学术委员会常务，一凡兄就要我就近送季先生写推荐。季先生是老先生，也是此丛书的学术委员会的主任，本来是不好意思请他的，但一凡如此说，我就只好带了两章稿子去找季先生（也不敢多带，怕太劳动他）。见面后，季先生说：“有的稿子，看了也不敢写；你的稿子，不看也敢写。”这个“敢”字用的特别传神，把季先生的朴实无华和对后辈的提携，全都表达出来了。

    季先生给我写的推荐书全文如下：

    在北大中年学者中，陈来教授是一个佼佼者。

    据我个人的观察，研究中国国学的老一代学者中，博古通今而有卓越造就与贡献者，颇能举出一些人来。但既能博通今古又能融合中西者，则极为难得。居今之世，研究国学而不能通西学，其成就与贡献必将受到局限，此事理之至者。

    陈来教授是一位既能博通古今、又能融汇中西的学者。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引人瞩目，备受赞扬，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他的新著《儒家思想的根源》（据他来信说，这可能还不是最后敲定的书名），正表现了我上面说的那个特点。我虽然只读了一部分他的原稿（因为全书还没有写定）。但是，仅从这一部分中，就能够发见，他对过去许多中国大学者，比如胡适等都探讨过的问题，确有新的而且是言之成理的见解，可以称之为真知灼见。

    我们丛书中收入此书，不但弥补选题方面的不足，而且对中外学术界也是一个新的贡献。特郑重推荐。

    季羡林

    1995.5.10

    季先生关于国学研究要博通古今与融会中西的主张，非常精当，我也深为佩服，但季先生的表扬，我实在不敢当。由于推荐意见要登在书的封底，于是我和三联的老编辑许医农商量后，她把其中的一句改为“是一位沿着博通古今、融汇中西之路奋进的学者”，我这才觉得安心一些。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季先生对中年学者不遗余力的表扬和大力的提携支持。

    1996年，三联书店把我也列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学术委员会，此后，凡遇学术委员会开会，我就到三联跟季老、李慎之、王蒙等前辈一起讨论丛书书稿，这对本来不太了解出版编辑工作的我，是很有益的一件事情。而每次开会，都是季羡林先生要我坐他在北大要的车一起去开会。而且，每次都是季先生特别要李玉洁同志通知我，安排要车先去燕北园接我，然后到朗润园接季先生一起去。从这一点，很可见季先生对后辈的细心关心和照顾。而回来时先送季先生到家，季先生下车后每次都站立挥手、等车开走，才转身进楼门。这是对人的尊重，司机师傅对此总是感慨不已。

    自从我搬到蓝旗营后，因为出去讲学时间较多，到三联开会的次数也就很少了，但有时过年到季先生家拜个年，跟他要本《牛棚杂忆》什么的，总之见面机会很少了。最后一次是2002年10月下旬，在北大一院小会议室开“北京大学儒藏学术研讨会”。那天季先生、张先生都来了，我就坐在季先生左边。汤一介先生主持，我先发言，其中说“北大最有条件来编儒藏，因为我们有季先生、张先生这些国学大师……”我说到“国学大师”，就看到坐我右边的季先生摇头，我就说“虽然季先生摇头，可是这些大师确实是我们的依靠……”季先生发言时，提起我的话，说“我支持国学，可我不是国学大师”。可见，虽然我们出于尊敬他，常常称他和北大其他老先生为“国学大师”，但季先生自己并不同意这个称呼，并不是到最后这两年才辞谢这顶帽子的，我所说的就是一个例子。

    季先生因病住301医院后，我也曾想去看看老先生，但多次听人说季先生很难见。大概要见他的人太多，医院为了他的健康，故管控较严。因此之故，想想老先生反正也不寂寞，也就放弃了。直到今年春天，因为要调往清华，很想找季先生一次，跟他报告，得到他的支持，而且我也相信，季先生一定会无保留地支持我去清华做国学研究院的事。可惜这期间出了丢画的传闻，一时间季先生那里更不容易去了，心说只好等等再看吧。不料，这一等，他老先生就遽然谢世了。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遗憾。

    季先生虽然辞世了，他的朴直、亲切、平易的音容笑貌，他那敢言人所不敢言的率直风骨，他始终如一的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他对后辈无保留提携的大师风范，将长久地留在我的心中，不会磨灭。

    （本文作于2009年7月22日。在季羡林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本报首发此文，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