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从乡村和土地走出来的写作者。我的出生地是中国北方一个在地图上看不到的小小的村庄，这个地处黄海北岸的小小村庄，有三十几户人家，分前街、后街、东山街、粉房街。街上人家，每一户都有自己的院子、耳房、泥墙和草垛，每一户都有自己的鸡窝、鸭窝、猪圈和畜棚，它们围绕着作为主体的房子，就成了所谓的家。我出生的那个村庄，前边有一片大田，大田中央有两道河流，后边有一片起伏不定的山谷，山谷当中，有一条窄窄的通着邻村、通着海边小镇的乡道，那乡道在小镇上与国道相遇，便通向县城和县城外面更遥远的世界。我的有关故乡故土的故事，也就在这门里门外、院里院外、田间地头、村里村外发生和流转。母亲一不小心把别人家的鸭子圈进自家鸭窝里，被那丢鸭子的人家第二天发现，一场有关鸭子的战争就在院外的街道上爆发。那丢鸭子的人家，本该想到是母亲赶错了，可我的哥哥曾在河套玩耍时被他家儿子不小心弄伤过脸，有意报复的嫌疑就成了战争的焦点。问题是，认为报复，对方却绝不说出来，只一口咬定母亲偷了鸭子，因为只有这个“偷”字才能真正报复母亲，可结果是，乡村太寂寞了，终于有了一场战争，街上围满了乡亲，母亲丢不起这个脸，便只有一边辩解一边宣言：老天在上，俺要是有意偷鸭子，叫俺秋天地里颗粒无收。

    要不是生活太贫瘠，一只鸭子有可能成为一家人的经济、精神支柱，要不是村庄太封闭，谁弄伤了谁这样的小事还会被清楚地记着，要不是日子太清冷寂寞，两家人吵嘴会被渲染成满街风雨，母亲就说不出那样的话，而那样话的代价，是母亲需要用一夜夜的苦熬来等待土地里的收成。

    再比如父亲，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最盼望的事情是晚饭后有哨声，只要有哨声，就证明生产队里要开大会，那时正是中国的“文革”，开会的内容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我曾在父亲怀里感受过无数次那样的会，全村的人都聚在一起，在一盏马蹄灯下听一个人读报纸、听上边的人在喇叭里讲话。为此，每到晚上，我都跑到房屋后的小道上，伸长了耳朵等待哨声响起，只要哨声响起，就疯了一样向父亲跑去。父亲愿意开会，是村里尽人皆知的事，父亲听了会，第二天一定要到不开会的女人们那里讲，那些和母亲一样不识字也没走出过村庄的女人们，心里装着的是过日子的细枝末节，根本不听，一见到父亲老远就躲起来。为了吸引听众，父亲往往见了女人先说人家好话，夸人家性格多好，不像谁谁媳妇野泼。可隔墙有耳，人家的媳妇就在门口草垛边，于是一场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了。虽然结果总是母亲出面，以对父亲的谩骂宣告结束，可父亲的伤痕深深结在我的心里。因为此后的父亲多天都躲在山上的大田，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

    如果不是乡村的街道从山谷里通着外面，如果不是它通着外面却还依然改变不了封闭的气象，父亲绝不会引来一场无谓的战争。乡村没有大事，一只鸭子，一句话，一个会，就是大事。因为天高地远，日月漫长，因为人居散落，孤独寂寞，也因为物资短缺，精神匮乏，一只鸭子、一句话或一个会就是乡下人们精神中的形而上，因为正是它们，生成了乡下人在日子中的坚强和意志，正是它们，铸就了乡下人过日子的勇气和信念。

    多年之后，我读到过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小说，在《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里，一个建筑公司里的黑人工头，打开杰弗生小镇上艾米莉小姐家的家门不久，就唤醒了一直生活在过去时代的女子的生命，逢到星期天下午，村人看到她和黑人工头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以至促成了这个女人的悲剧结局。我读到了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在《德伯家的苔丝》里，苔丝只是一个农村姑娘，若不是家庭的贫穷和社会的歧视，她原可以跟别的农村姑娘一样，平平安安过一辈子淳朴的劳动生活，可多嘴的牧师从外面带来了有关她的贵族家庭历史的消息，让她的父亲多喝了几杯，不能按时到卡斯特桥送货，只有苔丝带弟弟去，才闯下大祸，从此开始了她命运的悲剧。我还读到了意大利作家卡尔洛·斯戈隆的小说，在《阿纳泰的贝壳》里，有一个叫做阿纳泰的老人，因为热爱自由落草为寇，被判三十年苦役，在那个荒凉的西伯利亚小木屋里，他用一只贝壳团结了一群在布满死亡陷阱中修铁路的民丁。那只贝壳从一个印度人手里传到了西藏人手里，又从西藏人手里传到蒙古人手里，最后传到阿纳泰手里。这些贝壳的拥有者，除第一个以外，没有任何人见到过大海，于是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里，大家凭着一种对外面世界的想象来从贝壳中吸取活下去的力量。现在，一个世纪过去，在美国，在英国，在意大利，乡土有了怎样的改变，一句传言还能不能搅起一场命运旋风，靠着一种对外面世界的想象是否还能很好地活下去，我无法知道，我只知道，在我能够自觉地书写我的乡土的时候，在我那来自封闭世界的母亲的故事、父亲的故事以及与他们有关的那个院子、那个街道、那个村庄、那个山谷小道，在我的笔下伸展开来的时候，人跟土地的关系一直是结实的、牢固的。土地一直是乡下人不曾改变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母亲用以向邻居证明的是地里的收成，父亲用以疗伤的是辽阔的大田。母亲指望的那一年的收成也许并不是很好，可正因为如此，她的憧憬才有了悲剧的意味，父亲在大田里获得了什么我无法知道，可正因为不知道，对那个世界的猜想和想象才有了诗意的色彩。

    然而这一切，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这是一个令中国人振聋发聩的时间点，这一刻，我们身边的现实开始了必然的却是意想不到的断裂，因为这时，中国经历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国门向全世界打开，城乡之间的围城打开，城里的大量物资信息涌到乡下，电视普及，国家的事儿世界的事儿如同身边的事儿，封闭的乡村不再封闭，一个在城里饭店当小姐的女子烫着卷发走回村庄，另一个一直固守传统的母亲一夜无眠之后会做出完全违背自己的选择；一个强壮男人进城打工挣回了超过种粮十倍的工钱，那些一直留守土地的农民便不得不抛妻舍子背井离乡。外面的风势不可挡地贯彻进来，它们通过电视、手机和电话，通过出去念书的学生，出去打工的民工，吹拂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屋门口草垛间，掀动了田间地头每一棵野草和庄稼，那古老村庄固有的民风民俗、道德伦理、宗法制度、价值观、人生观便在劫难逃受到冲击。这冲击首先是：一只鸭子夜里去了哪里根本不会有人在意，因为他们的眼球早就被别人家烫了头从城里回来的女子吸引；要不要把开会听来的事情告诉女人们已不再要紧，因为来自上边和外面的声音早就在电视上如雷贯耳。而如果像母亲那样真的因为一只鸭子受到冤枉，她指望的证明自己的绝不是地里的收成，而是儿子或女儿从城里挣回多少钱。如果像父亲那样因为急于传播而遭到母亲谩骂，也绝不会去身边的大田，而是一气之下背井离乡。

    乡下人纷纷拥到城市，土地一天天荒芜下来，乡村一日日寂寞下来，千百年来坚不可摧的乡下人对土地的感情开始动摇并迅速淡漠，土地作为乡下人的精神、物质家园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乡土社会向城市的转型，使乡土文学的精神内核发生了质的裂变。苦熬、挣扎和忍耐再也不是跟土地紧密相连的事情，土地，不过是人们远离它之后一丝遥远的牵挂和思念，而新的苦熬、挣扎和忍耐表现为：乡下人纷纷拥到城市，城市并没成为他们心灵栖息的家园，城市在接纳他们廉价劳动力的同时，排斥着他们身心占领的需求，当他们肉身在城乡之间往返，他们的心灵，只有在城乡之间流浪。而他们背后土地上的女人、老人和孩子，则因为长期的分离而再也找不到厮守的快乐。

    在全球化浪潮袭击下，中国的乡土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转型，如果说传统的乡村生活是人和土地的坚守，是家庭宗族的厮守，那么现在的乡村生活则是人对土地的背叛，是家庭宗族的溃散。在乡村几乎成了“空巢”，源源不断的“民工潮”改变着城乡格局的现实中，乡土文学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如何既顺应变化，关注这变化中的主体——人，又要守住独属于“本乡本土”的灵魂，是我和我同时代中国作家共同面临的考验。在我看来，世界发生变化，文学必须做出相应的反应，而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作为文学，有一点必须坚守。那就是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探索，对人的生存奥秘、人性奥秘的探索，因为揭示人性困惑和迷茫的历史，是作家永远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