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发展的全球化，已经将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频繁和深入。从近年来兴起的跨文化研究中可以看到，探寻和建设一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它是否以牺牲文化多样性为代价？如何才能够形成这种新文化？如此等等问题成为今天关注文化建设的学者们思考的焦点问题。

美学与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

    美学的复兴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

    对于全球化究竟从何时开始，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之后才感受到全球化时代的一些气息，只有到了21世纪之后才感觉到全球化不再是理论而是事实。加入世贸组织、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及世博会，让中国拉近了与世界各国的距离。互联网、移动电话和出境旅游的兴起，让中国人的生活可以轻松地跨出国门。

    目前，国际美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首先是美学的整体复兴。从20世纪50年代过来的美学家基维（Peter Kivy）对于美学由沉寂走向兴盛深有体会：“如果某些哲学的分支还承受着‘沉寂’的绰号，那么，无论美学还是艺术哲学，都不再是其中的一员；它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发达……如果让任何一位出版商在1959年来考虑一套哲学指南系列读物（比如说），我敢肯定美学指南不会包括在该计划之内。但今天，不包含美学指南的这种计划是不可能被考虑的。”由此可以发现，美学由哲学学科中的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其次，美学由欧美中心走向了全球，成为了真正的国际美学或者全球美学。从1913年举办第一届世界美学大会算起，迄今已经举办了18届大会。前14届有13届在欧洲举办，只有一届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举办。而蒙特利尔虽然在地域上属于北美，但在文化上仍然属于欧洲。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国际美学实际上就是欧洲美学。进入21世纪之后，情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2001年以来的4届世界美学大会举办地先后是日本东京、巴西里约热内卢、土耳其的安卡拉、中国的北京。这从一个侧面反映美学从欧洲中心走向了世界各地。

    据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观察，全球化之所以导致美学的欧洲中心解体，原因在于出现了两种新倾向：第一，全球化使得英语的地位不断上升，进而使得英美美学变得更为重要。第二，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的美学家有一种强烈要求，“要复兴他们自己的美学理论传统和艺术实践传统。他们不再认为美学一定首先就是西方美学，不再认为最好的艺术一定首先是西方艺术。尤其有趣的是，许多开明的西方艺术理论家和美学家正在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开始越来越欣赏亚洲的艺术，越来越承认亚洲美学理论的价值了。”尽管两种倾向有些相左，但它们“都体现了传统的欧洲大陆美学的旧有霸权在衰落”。

    如果说全球化时代美学摆脱欧洲中心的现象比较容易理解的话，为什么会出现美学的兴盛就不那么好理解了。艾尔雅维茨（Ales Erjavec）有一种看法，能够较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在艾尔雅维茨看来，美学之所以在全球化时代兴盛起来，原因在于全球化导致的政治格局、经济形式和社会形态，与美学自身的特性非常吻合。艾尔雅维茨援引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等人的说法，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民族国家强权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强权形式，一种新的帝国的诞生。这种新的帝国或强权形式，不再建立在单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因而失去了中心。艾尔雅维茨等人关于全球化时代政治格局的构想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寻求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一致，代表全球化时代政治构想的一种趋势。美学学科的开放性和非霸权性与全球化时代的去中心倾向相适应。艾尔雅维茨指出：“如果数十年前美学还是艺术哲学和美的哲学的话，那么今天它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各种平行的理论话语共存的广大领域。美学今天显然不再被视为一种霸权，而是某种东西的‘第二特性’，无论这个东西的‘第一特性’是什么，无论它是艺术史、比较文学、解构主义、批评理论、艺术社会学、文化研究，还是音乐学、舞蹈理论。就像今天的帝国那样，美学也失去了中心，或者具有诸多不同的中心。”正因为美学没有中心，没有严格的限制，因此它可以包容众多不同的理论。就“第一特性”来说是艺术史的东西，就“第二特性”来说可以是美学，就“第一特性”来说是文化研究的东西，就“第二特性”来说也可以是美学，尽管艺术史与文化研究截然不同。换句话说，由于美学在“第一特性”上没有任何确定的所指，或者说由于美学实际上只是一个“空的能指”（empty signifier），因此它可以包容许多不同甚至冲突的理论。就像全球化时代失去中心的政治共同体一样，由于它不再建立在单一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因此任何民族国家都可以囊括进来，不管它们之间存在多大的不同甚至严重的冲突。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美学为什么会在全球化时代兴盛起来，因为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要像美学一样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美学学科的不确定性，或者长期以来人们对美学学科的合法性的质疑，在全球化时代就不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势。因为“作为不同甚至冲突的知识和理论话语领域的一个充满分歧的集合体，美学只有在它不被严格界定的时候才有可能。尽管它携带的普遍意义比较模糊，但正是这种特征让它可以成为一个全球概念。而且，任何严格定义都不仅让美学变得僵化，而且无视了这个事实：美学不再是‘哲学大厦中的一部分’……而是一种横向知识，不仅忽略了传统的学科划分，而且忽略了文化差异，特别是后者在今天显示了它的多产本性。”根据艾尔雅维茨的理论，在全球化时代，美学之所以变得多产而富有活力，关键在于它可以忽略文化之间的差异。

    不同文化之间在审美上最容易形成共识

    如果真如艾尔雅维茨所言，美学可以忽略文化差异，那么美学就可以为建设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做出贡献。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学可以忽略文化差异？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审美上最容易达成共识。正是这种审美共识，是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赖以建立的基础。

    审美与个人趣味有关，是一个最难形成共识的领域。康德将审美判断确定为反思判断，以区别于认识活动中的规定判断。所谓规定判断是从一般到特殊的判断，它是认识判断的典型形式。反思判断是从特殊到一般，它是审美判断的典型形式。由于没有事先确定的概念和准则可以依循，因此反思判断是完全自由的。事实上，即使审美有了确定的标准，人们也不会拿它们当真，因为对标准的违背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其他领域中，违背标准，就有可能受到公众的谴责，甚至遭到法律的惩罚。由于在审美判断问题上，既没有抽象的标准，也不会因违背标准而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就可以充分展示个人的偏爱。所谓审美共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然而，正是这种宽松性，使得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审美判断上容易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套用康德的特殊修辞，将审美共识称之为建立在无共识基础上的共识。

    当我们说审美判断难有共识的时候，这种说法只是适合于某种文化共同体内部。在任何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在审美判断问题上受到的制约都最小。借用康德的经典说法，审美判断是无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由于没有功利、概念、目的的限制，在审美判断上就很难达成共识。共识往往是限制的结果。不同的文化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原因在于它们的限制不同，依据限制而形成的内部共识不同。文化多样性，实际上是限制的多样性，内部共识的多样性。在某个方面限制程度越大，内部共识越强，体现出来的文化风格或差异就越明显，不同文化之间要在这个方面达成共识的难度就越大。换句话说，在同一文化内部共识越强的方面，在不同文化之间就越难形成共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反过来说，在同一文化内部共识越弱的方面，在不同文化之间就越容易形成共识？当前国际美学和艺术领域中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这种判断。无论在美学研究还是艺术创作领域，人们发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审美判断问题上最容易达成共识。

    1994-1997年，科马（V.Komar）和梅拉米德（A.Melamid）雇佣民调机构来调查人们对艺术的偏好，范围涉及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十多个国家。调查的结果显示，全世界人民在审美判断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最受欢迎的颜色是蓝色，其次是绿色；具象绘画比抽象绘画更受欢迎；最受欢迎的画面构成要素有水、树木和其他植物、人物、动物。

    一些在不同文化圈中生活过的人也发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审美上的差异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首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圈中的人们都爱美。正如威尔什指出的那样，“所有文化都看重美，所有人都看重美的事物，对美的赏识是普遍的。”其次，尽管不同文化对何物为美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是“的确存在某些有关美的鉴赏的普遍范型，某些审美偏爱对于在任何文化中生活的人们都有效，对于与这些范型相符合的事物，所有人都会将它们评价为美的。”根据威尔什的观察，全世界人民在自然风景、人体、艺术等方面的审美判断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就自然来说，都喜欢草原景观；就人体来说，都喜欢身材匀称、五官端正、皮肤光洁、头发浓密而有光泽；就艺术来说，都喜欢具有惊人之美的作品，如泰姬陵、蒙娜丽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等。有鉴于此，威尔什主张人类对于美的赏识具有普遍性。我们将这种普遍的美的赏识称之为审美共识。

    审美共识是建立全球化时代新文化的基础

    一些多元文化论者担心，强势的普遍论会给某些非主流文化造成压力。为了避免这种压力，超文化美学近来有向文化间美学（intercultural aesthetics）发展的趋势。与超文化美学单纯追求审美共识不同，文化间美学在追求审美共识的同时，又力图保持审美多样性。如何能够做到既追求共识又保持多样呢？对于文化间美学来说，审美共识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追求的理想，而不是现在或过去的事实。这种理想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它依然可以庇护审美判断的多样性。如果说后现代美学注重审美判断的多样性，超文化美学注重审美判断的普遍性，文化间美学注重的就是某种能够包容多样性的普遍性。

    这种包容多样性的普遍性如何可能存在呢？首先，让我们假设审美判断中的普遍性或者审美共识体现的是众多审美趣味中的一种。比如，审美共识欣赏红色，审美多样性欣赏蓝色、黄色、绿色等等。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说对审美共识的追求会导致审美多样性的丧失，就一定意味着一个人由喜欢蓝色等颜色改变为欣赏红色之后，就不再欣赏蓝色等颜色了。科恩（Ted Cohen）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论证没有必要改变趣味，比如说一个人由欣赏流行音乐改变为欣赏古典音乐之后，他就不再欣赏流行音乐了，从前从流行音乐中获得的乐趣就为从古典音乐中获得的乐趣所取代了，就最终获得的都是乐趣来说，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追求这种“取代”毫无必要。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欣赏红色之后仍然可以继续欣赏蓝色等颜色，那么就可以证明对普遍性的追求并不以牺牲多样性为代价，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改变趣味就有必要，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扩大我们的欣赏领域，而且可以拓展我们的欣赏深度。比如，丹托（Arthur Danto）就强调，对于艺术界的风格知道得越多，对某一种风格的理解就越深，有关这种风格的经验就越丰富。

    其次，让我们假设审美共识不是众多审美趣味中的一种，而是一种超级趣味或者无趣味，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趣味。比如，审美多样性欣赏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等等，审美共识欣赏无色。一方面，无色因为包含成为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等等的全部可能性，因而是一种超级颜色；另一方面，由于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无色，因此它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颜色。这种超级颜色或者理想颜色的存在，不仅并不妨碍红黄绿蓝等颜色的存在，而且可以让它们变得更加鲜艳。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对作为理想的审美共识的追求，就并不会妨碍审美多样性的共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发生任何变化。尽管都主张审美多样性，没有普遍性理想的后现代美学，与推崇普遍性理想的文化间美学之间存在重要的区别。简单说来，在有普遍性理想的情况下，多样性将发展成为相互欣赏的多样性；在无普遍性理想的情况下，多样性将发展成为相互对立的多样性。在全球化时代，审美和艺术在很长时间里依然会体现文化差异性，但这些差异性将受到共同追求普遍性的理想的调和，由此，不同文化之间将不再是敌对关系，而是欣赏关系。也许我们可以借用德里达的“无条件的好客”概念，来表达这里的欣赏关系。只有发展出这种“无条件的好客”态度，才能维持多元文化的存在，才能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建设一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我想进一步强调的是，“无条件的好客”只能是审美意义上的欣赏，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只能是一种审美文化。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审美化进程，已经预示一种普遍的审美文化的来临。

   彭 锋　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美学原理研究室主任，中华全国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美学、西方当代美学、中西比较美学。出版有学术著作：《完美原自然》《美学的感染力》《诗可以兴——古代宗教、伦理、哲学与艺术的美学阐释》《美学的意蕴》《生与爱——古代中国人审美意识的哲学根源》《实用主义美学》《哲学实践》《中国文化导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