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范晔译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走到北大民主楼二层西语系办公室门口，范晔恰好推门出来。看到记者，范晔回头跟同事们说，一个小朋友来问《百年孤独》的事。T恤衫、休闲裤、凉鞋，眉清目秀，才气扑面而来，这就是范晔。

翻译：“我没有说过我的翻译更忠于原著”

    记者：前几天某书城疯狂打折卖书，您翻译的《百年孤独》一直在畅销书榜首，您知道吗？

    范晔：知道，《百年孤独》的畅销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抢购了一本。

    记者：《百年孤独》已有黄锦炎、高长荣等经典译本，且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影响巨大，作为青年学者，重译这部作品是否有压力？

    范晔：压力不能说一点没有。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看过吴建恒老先生的译本，后来就没有再看过中译本。翻译的时候也找来了几本放在手边，但是不会在翻译之前阅读。一般在翻译完章节之后，对照一下看是否有理解上的错误。每个人对作品都有自己的理解，这是见仁见智的。你就是你，只能按自己的方式来。套用石涛《画石录》中的说法，“他人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他人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之为我，自有我在。”

    记者：我读了您的译本，语句明快、简洁、诗意、流畅，您觉得“范译”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范晔：特色应该是一个让读者来评判的东西，有些读者喜欢，有些读者不喜欢，这是很正常的。我追求在风格、调子上把握译作，而事实上，我很难给自己的风格贴上某种标签，可能需要读者来体会。我觉得《百年孤独》的魅力也就在它的调子上。所谓调子，不是普适性的标准，它可能对我有用，但是对别人没用；可能对我翻译《百年孤独》有用，在我翻译其他作品时这个标准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它可能只是我的个人感受，其他译者可能有其他看重点。

    记者：很多人说您的翻译更忠于原著，我比较了您的译本和其他译本中的片段，很多处其他译本都分成两句，而您的译本里是一句话，这种断句方式，是根据原文，还是更尊重汉语习惯？

    范晔：我没有说过我的翻译更忠于原著。这要让评论家、让读者来说。要做出这样的判断需要拿原文和多个译本进行比对，如果不能全文对照，至少要做个抽样。我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也就没有资格说谁更忠于原著。实际上忠于原著与翻译的个人化两者之间不是必然矛盾，译者就是要在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

    我翻译的时候会尽量贴近原文，断句也都是根据原文，马尔克斯断句的地方我就断句。比如原文第一句话：“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里雷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原文顺序如此，原文就是这么断句的。其实黄锦炎先生的版本也是这样做的。当然，是否译文跟原文贴近就好，这也见仁见智，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也不是判断好坏的标准。我的方式是，在第一遍初稿的时候尽量贴近原文，马尔克斯用逗号，我就用逗号，马尔克斯用句号，我就用句号。在第二遍、第三遍修改的时候会看是否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因为两种语言差异较大，有时候按照原著断句在汉语中断得生硬别扭了，那也不是忠实于原文的，“信”就做不到了。如果断句在汉语习惯中没有大碍，能够保证流畅性，我就会尽量保留原文。翻译的时候，我并不有意追求明快或简洁。当然，我自己的风格会有意无意地带出来，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没有要刻意带出我自己的风格，那是很可笑的，我要体现的是马尔克斯的风格。

解读：次要人物触动人心

    记者：《百年孤独》中的“孤独”有多种解读，马尔克斯也曾说自己所有作品的主题都是“孤独”，您是怎样理解的？

    范晔：马尔克斯自己的说法是“孤独的根源在于没有爱的能力”。有的版本翻译为“没有爱情的能力”，我更倾向于译为“爱”，因为汉语中的“爱情”一般限于男女之间，是一种特殊的感情。从作品里也可以看出来，不限于爱情。当然，你可以不同意，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没有最终发言权。那天略萨也说，他的出版商告诉他：“您没看懂自己的小说。”有的时候读者可能会有比作家本人更精彩的理解。我觉得马尔克斯的话说得很有道理。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细节，当你彻底失去爱的机会时，比如说对方死了，你才发觉有多么爱他（她）。这种爱不限于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包括兄弟姐妹间、亲属间的亲情、友情，是很多人之间的情感，但是常常是求而不得，或者没有爱对。

    还有一个层面，马尔克斯在诺贝尔奖演讲辞中也提到“孤独的大陆”，认为拉美的历史是孤独的。拉美是一个独特的大陆，历史比较复杂，是多种文化汇集的地方，是不断冲突、不断融合的一片土地。它一直在寻找一种归属感，存在寻找身份认同的传统和潜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在拉美那里与欧洲不同，有其特殊性。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孤独”也会有较大的阐发余地。

    记者：在翻译中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范晔：你一用“最”我就要纠结了，算是“比较深”吧。一是马尔克斯的语言操纵能力非常厉害。二是，一些小的细节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作品中的次要人物。比如作品比较靠后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不太显眼的人物，是一个黑人女孩，叫尼格罗曼妲，后来成为布恩迪亚家族第六代奥雷里亚诺的情人，他视她为红颜知己。一开始他们是在一起的，后来奥雷里亚诺告诉她，他爱的是另一个人，乌尔苏拉，也就是他的姑妈。从那一天开始那个女孩态度就变了，开始在门后边划道记录他们发生关系的次数，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关系已经很清楚了，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生意上的关系，或者工作关系，情感的东西就没有了，因为她感觉自己是个替代品。不过这些都是我解读的，书里没有一句这么说。书里只是很简单地写了她的这么一个小动作。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很可爱的女孩的心理微妙的变化。但最令我感动的是，到了后来，奥雷里亚诺的爱人生孩子难产死了，他很痛苦，喝醉了，像一摊烂泥一样滚在泪水和呕吐物中，是这个女孩把他带回家，帮他清洗，然后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门后边的道用炭条涂掉。她觉得这样可以抚慰他。这是一个很可笑、很笨拙的举动，但是女孩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心思表现出来了。这样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通过这样一些细节，可以看出大师的艺术成就。

译作：“这是一场严肃的游戏”

    记者：您翻译过很多作品，也说过马尔克斯不是您最喜欢的作家，您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国际知名而在国内无人问津的一位神秘主义诗人，您的学生说您经常会找一些不知名的作品带他们读。您是比较青睐不知名作家、作品吗？您如何选择自己翻译、研究的对象？

    范晔：所谓的不知名，只是在国内默默无闻，并非在国际上不知名。比如科塔萨尔，在国内没有马尔克斯这样的名气，其实，在整个西语世界中其地位都是无可动摇的，是大师级的人物，甚至略萨、马尔克斯等人也都对他大加推崇，科塔萨尔算是他们的老大哥、偶像级别的。还有一些古典作家，在中国了解得也不多。译介这些作家作品是我们西语工作者的职责所在，需要在前人基础上不断开拓空间。

    记者：您提到翻译不同作品时会把握其中不同的调子。那么您能谈一下翻译这些作品时的感受吗？

    范晔：比如我现在正翻译的一本科塔萨尔的小书，这可以说是一本奇怪的小书。它与《百年孤独》完全不同，是一本在文学类型上很难归类的书，你只能勉强说它是短篇小说集。很奇怪，每一篇篇幅都非常短，有的可能就只有一页，你说它是故事，它不是故事，说它是散文诗，也不是散文诗。它的调子就与《百年孤独》完全没有相似之处。如果说非要找一个调子的话，我从这里边找到的是“好玩”，有很强的游戏性在里面。但是这种游戏又是一场严肃的游戏，严肃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好玩。我希望能把这种好玩翻译出来。

诗歌：“人不读诗不会死，但是比较可惜”

    记者：读者普遍认为您的译作很有诗意。您自己写诗吗？

    范晔：我肯定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写诗，因为离自己的期望差得太多。本来是想放弃写诗的，后来听略萨说，大家不要放弃，一直努力，说不定能写出一些东西来。我觉得这给了我一点鼓舞。我的本职是研究西班牙诗歌，还是要继续做下去的。写诗可以忽略不计。

    记者：您在上课的时候会找很多好玩的小说、诗歌带学生读吗？

    范晔：是的。上课也要“好玩”。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要依靠文学来生存。我希望他们能感受到阅读的乐趣，也养成一点阅读的习惯。阅读的乐趣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人不读诗不会死，但是比较可惜。如同你没有见过一种很好看的花，没有吃过一种很好吃的水果，你不会因此而怎样，但是会有遗憾。尤其是我们学外语的，既然学了外语，就应该好好利用一下，去欣赏这种语言里最美好的部分，它们在诗歌里面。学外语很辛苦，不接触最美好的东西，那就是入宝山却空手而返了。

    范晔印象

    范晔，北京大学西葡语系教师，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70后”，《百年孤独》首次授权中文译本译者。其他译作包括短篇小说集《万火归一》《纸上的伊比利亚》等。

    在《百年孤独》正式授权中文版本全球首发式开场之前，他的学生跟他开玩笑：“范哥，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你看人家，都是西装、礼服！”范晔扯着T恤上的西葡语系标志笑着说：“这可是50周年系庆的系衫，我穿着它给咱们系做广告来了。”

    范晔教过的学生都很喜欢他，课堂上他不强求学生，带着学生阅读自己找来的小说、诗歌，也有很多慕名而来的“粉丝”旁听。“范哥很有诗人气质，读诗很好听，平常也会翻译一些不知名作家的诗，翻译得比较‘文’。”

    资深“粉丝”这样描述范晔：“整天埋头书中，不喜欢听人说他‘有才’之类的话，不要问他的个人生活，也不要问译者趣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