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之后还有另一个世界——关于雪漠小说《西夏咒》的争论
http://www.cflac.org.cn     2011-06-27     作者:明子     来源:中国艺术报

《西夏咒》  雪漠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在不久前由中国作协、作家出版社、广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共同举办的雪漠小说《西夏咒》和《白虎关》的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对雪漠作品大加赞赏,说:“读过《西夏咒》后,我觉得雪漠是个大作家”;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健军就《西夏咒》中的某些段落提出质疑,认为雪漠的历史价值观存在致命问题,称其是在“文化犯罪”。

    李健军说,雪漠的人文价值观是混乱的,而且蔑视写作常识,把冯道等写成了“真正的世间法意义上的菩萨”,并说“老百姓才是真正的国”。李健军认为雪漠对“国家”、“人民”的概念根本不清楚,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尊严混淆。“这是在文化犯罪!”李健军的观点无疑代表了部分人的心声。《西夏咒》完全颠覆了这部分人对历史、国家、人民的基本认知体系。在大是大非的原则前,何为爱国?何为知识分子的立场?引出了一系列的质问与反思。

    陈晓明则言,把《西夏咒》读下去,你会感动,会被震撼,你必须唤起心中强大的智慧和思想去启动阅读。雪漠不仅有直抵经验的写作功力,对信仰的绝对性也提出了强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用西部地域文化已经不足以表达雪漠作品的灵动与力量了。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魂、一个幽灵,附体在西部的土地上,附体在他的文本上,实现了一种自由、超越和解放。他认为,“雪漠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作家!”

    两种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关注的却都是《西夏咒》的根——雪漠的灵魂。其一,雪漠解构了人们对“暴力英雄”的常识性判断和惯性思维;其二,他的“魂魄”从中国的西部文化中抽离而出,化为一种无形的普世性精神,附着在所有的作品之中,所有的人物之中,甚至全部的现实生活之中,这种附着早已超越了文本,成为作家生命的支撑。因此,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部小说,而是被文学唤醒的灵魂本身的探索与追问。通览雪漠的文学作品,表面上看“大漠三部曲”与“灵魂三部曲”差异极大,从语言到形式,再到结构;但这体现的正是一个作家成为自己的心路历程。所以,单从某一个文本入手,我们可能读到的仅仅是自己的情绪,只有从生命的整体状态介入,才会有直面作品之根的可能。

    面对这些争论,雪漠道出了他创作《西夏咒》的背景:

    目前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在赞美自己的“英雄”,而这些“英雄”都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屠杀另一个国家或另一民族。中国人的“英雄”是中国人推举的,日本人的“英雄”屠杀的是中国人民。成吉思汗被称为“惩罚人类的鞭子”,他灭了40个国家,40个国家中有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那些孤儿寡母的眼泪像黄河一样流淌着。我们允许蒙古人赞美成吉思汗,允许中国人称成吉思汗是我们的“英雄”,但是对于那些被屠杀国家的人们来说,他是罪人。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雪漠开始创作《西夏咒》,站在人类的高度上来反思许许多多“英雄”,他们屠杀另外一群人类是对的吗?无论什么样的生命,我们都应该尊重,都应该敬畏。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个行为本身就是罪恶。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政治家可以有不同的理由去杀人,当老百姓没有智慧辨别谎言的时候,必须有一种理念和文化告诉我们,杀人是罪恶。人类不应该杀人,无论以什么理由杀人都是罪恶。冯道就是用这种理念阻止了无数的屠杀。冯道说,我不管当朝的这个皇帝姓什么,只要你不杀老百姓就好,他用各种理由来阻止皇帝屠杀老百姓。

    一个用灵魂写作的作家,从无形的初衷,到有形的文字,其间必定全然地忠实于大善、大爱的精神,这是每一个有信仰的人——不仅仅是作家、更不仅仅是艺术家或宗教家——发出的共同声音。这种声音没有国界,没有地域,没有种族,没有人类良知之外的任何政治概念,承载了真正的人文精神。只有这样,一个作家才可能正视并揭露被“异化”的价值标准,绝对坦诚、自由地去朝圣,指向一个人的真正圣地——自由的灵魂。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固然重要,但他的自由灵魂以及在此观照下的行为更加重要。我们所有的阅读目的都不是为了“苟活”,而是用灵魂去撞击灵魂,以期平复精神的躁动,孕育出心灵的大力。“朝圣”没有尽头,所以,雪漠在《西夏咒》的代后记中写到,每当接近朝圣的目的地时,他选择的总是远望静思,而后转身。这种“朝圣”的创作态度,远远先于作品而诞生,令《西夏咒》的写作更像是经受智慧磨砺的过程,各种语言的交织、梦幻的结构无一不是为此而服务的,它考验也证实了作家存在的意义。

    也许,在文学作品之后还有另一个世界,那里有一个作家的生命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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