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国家。
□ 我始终认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会了看书。
□ 文学是一种行动的方式。
□ 小说不仅仅是为了讲实话，也是为了讲假话。
□ 仿佛是孩子发现了一个玩具，之后幽默就始终出现在我的作品中。
□ 文学可以帮助人们熟知语言中所蕴含的非常丰富的可能性。
6月1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会堂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到来而人潮涌动。10点的活动，不到9点就有许多人早早地赶到了现场。入口处，等候领取同传机的队伍已经排成了两条长龙。一些慕名而来的北京高校的学生，因未能拿到请柬，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混”进现场。进入会堂，中部过道已经被各个媒体的一长排摄像机占去，这阵势看上去似乎大家等的不是一个作家的出场，而是某个星光闪耀的演艺界大腕。
中国文联网 康伟/摄
10点，略萨未能准时出现。会场有些浮躁，门口依然有人不断涌入。或许是因为前一晚飞机晚点，略萨后半夜才赶到北京，基本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会议晚了将近一刻钟才开始。为了将有限的时间更多地留给略萨，活动的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以一句“天下谁人不识君”简短地介绍了巴尔加斯·略萨。在紧接着的一个多小时中，略萨做了题为“一个作家的证词”的演讲。虽然整个讲座仅有一个小时，但内容却涉及作家的文学启蒙、文学创作的技巧、文学的功用等诸多方面，令现场的观众深感不虚此行。
一个多小时很快过去，75岁的老帅哥活力四射，他说，一讲到文学自己就非常开心，非常激动。从他身上人们看到的是文学之树常青。在文学写作找不着北、文学价值不断被怀疑、文学阅读日益被视听享受所取代的当下，一个来自秘鲁的作家，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在中国为文学做了一场出色的正名。
作家生涯的开始：探险书带来激情
略萨的开场白热情而简洁。他说：“中国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国家。之前我只来过一次，中间已经隔了15年，其间中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已经完全不同于15年前。非常荣幸能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荣誉研究员的称号，我也因此成为社科院的一员。我会尽一切努力不辱使命。”紧接着，他就直奔主题，讲述了他作为作家的生涯。
略萨1936年出生于秘鲁的阿雷基帕市。幼年时随外祖父一家搬到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在那里度过了幸福的10年。略萨小时常常和同学在家里扮演冒险电影或西部电影的场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也发生在这里，5岁时，他开始学会看书。“我始终认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会了看书。对我来说，能够去解读探险书中的词语都是什么意思是我当时最重要的事情。”略萨说他有些早熟，阅读将他带入了不同时空的世界。探险书带给了他激情，成为作家生涯的开端。在这些小说中，他觉得有些故事就那么结束了很可惜，于是就去改变故事的结局。幼小的略萨在当时已表现出了要当作家的前兆。
在略萨的童年时代，南美的年轻人想要成为职业作家一辈子去爬格子是难以想象的，文学只是人们的娱乐或业余爱好，写作不能维持生活。“我喜欢文学，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辈子的宿命，但当时想也许应该选一个其他的职业，比如跟粮食有关的，或者是做律师，而文学只是以某种方式嵌入到我的生活中来。”
进入大学之后，略萨的生活中充满了紧张的情绪。当时秘鲁正处在独裁统治时期，学校有很多便衣，人们中间时时存在着怀疑与猜忌。这些经历，对略萨后来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那时起，他就考虑写一本小说讲讲大学时的气氛。多年以后略萨实现了这个愿望。这就是他的作品中花了最大功夫、最难以写成的小说，书中向大家介绍了他年轻时的文学倾向。“这本书刚刚在中国出版，叫《酒吧长谈》。”略萨说。
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萨特与福克纳
从年轻时略萨就开始学习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如何去构建文学作品，很多作家对他产生了影响。在演讲中他特别提到了萨特与福克纳。萨特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福克纳小说的叙述技巧、复杂多样性的结构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萨特对于文学的看法在略萨及其同时代的拉美作家中影响深远。略萨说：“萨特的书对我就像《圣经》一样。他强调文学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是一种行动的方式，不应该脱离社会和政治。这些话铿锵有力。萨特认为通过语言、文字去行动，可以对人们产生引导和影响，小说不能言之无物，空洞没有思想。”对于略萨这样的拉美年轻人，萨特的思想振奋人心。“我当时就认为应该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看待社会和现实，以批判的眼光去进行创作，因为文学是一种行动的方式。”
略萨早期的作品，尤其是一些小说深受萨特思想影响。特别是当他小说中所涉及的是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话题时。略萨觉得，文学中并不是没有故事，恰恰相反，文学需要去写故事，但文学要有深刻的含义，始终要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印记。文学能够影响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促进人们的想象力，能够让读者以一种批判性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始终有一种不安与不满，因此需要批判的态度，这是一种重要的动力，能够帮助人们去变革与变化。
如果说在创作思想上略萨深受萨特的影响，那么在具体的写作技巧上，他则受到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启发。福克纳是美国南部的作家，他描绘的社会现实同略萨所处的拉美非常相似。从福克纳所描述的深刻的南方世界中，略萨汲取了大量的写作技巧。“福克纳独特、丰富、新颖的文学技巧，尤其是多样、狂野、奔放的语汇，对于词语密度、节奏、张力的掌握，抒情性的描述等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克纳的小说中还有很多时空顺序的组织、结构的编织、不同讲述者的出现以及各种形式的情节串联等，都引人入胜。他的小说像一个叙事性的建筑，他作为一个建筑师对建筑进行规划和结构调整，在描述社会的多样性时，福克纳的作品具有非常强的功能性，他教会了我如何丰富自己的文学形式。”
创作的转变：从严肃到幽默
受到萨特的影响，略萨不太愿意在文学中使用幽默的笔触，他认为严肃的文学不应该允许微笑或让人捧腹大笑。他说：“萨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在写作时完全不幽默。他的几十部作品都不会引起读者微笑，更不会让读者大笑。萨特让我相信一件蠢事，即好的文学作品不应该让人笑，因此我早期的作品都非常严肃。”
但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下半叶，略萨这一严肃的文学观开始经历很大转变。有一次略萨去秘鲁的热带雨林中旅行，他发现当时的军队里有一种劳军女郎现象。由此引出的故事让他着迷，但当他想很严肃地讲这个故事时却发现根本是不可能的。“你非常严肃地讲这个故事会让人觉得虚假，大家都不会相信。如果要让人信服，就必须让读者发笑、大笑。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幽默在文学中的重要意义，所以我就写了这本小说——《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这是一场闹剧、荒唐剧。这对于作家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体验，仿佛是孩子发现了一个玩具，之后幽默就始终出现在我的作品中。”从《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开始，幽默非常好地丰富了略萨作品的表现形式。之后他又写了《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幽默在其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写作的关键：如何结合想象与现实
虽然略萨有些忌讳谈论自己与胡莉娅姨妈的那段恋情，但在当天的演讲中，他还是用相当的篇幅谈到了《胡莉娅姨妈与作家》的创作情况。在写这部小说时，如何结合想象与现实成为创作的重点，这也是作家创作中的一个关键。
上个世纪50年代初，略萨认识了一位写广播剧的作家，这是他所认识的第一位职业作家，并被其出色的才华所吸引。这位剧作家的结局是，他创作的一个个广播剧，那些剧中人开始互相混淆跳跃，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出现在其他的故事中，拥有不同的身份和职业，说着不同的话，做着不同的事。正是这种疯狂的创作态度吸引住了略萨，并驱使他创作《胡莉娅姨妈与作家》。略萨在中国被誉为“结构写实主义大师”，对他来说，创作只能从具体的现实情境出发，否则无法顺利过度到虚构性质的写作。在他开始创作剧作家的故事时，他发现这个故事逐渐变得荒诞不经，甚至有可能变成一种单纯的娱乐和消遣，他需要另外一个完全基于现实主义风格的故事来平衡这种不真实感。于是他将第一次的爱情和婚姻经历融入其中，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他与胡莉娅姨妈的爱情故事。略萨说：“我很年轻时就结婚了，当时我的婚姻非常混乱，就像广播剧一样。”但是，尽管小说中写的是略萨的真实经历，但最后很多还是变成了“谎言”。他说：“我也想去讲一个完全客观的故事，但发现根本不可能，我必须对现实进行修改。我本来想成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但却发现自己不断地在虚构。这样的创作经历很有意思，我发现小说不仅仅是为了讲实话，也是为了讲假话。这也表明文学永远不可能成为纯粹的、真正的、客观的现实的表现。”
文学的功用：有助于人类更好地沟通
在文学被边缘化的时代，略萨认为文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能像文学那样让人们更好地去了解自己的语言，文学可以帮助人们熟知语言中所蕴含的非常丰富的可能性，学会如何以各种细微的方式和差别去表达思想。“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可以替代文学。通过微妙的、丰富的表现形式，文学能使语言的表现达到极致。”
由于上述原因，略萨认为文学使人类的沟通有了更好的工具和手段。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专业化的时代，隔行如隔山，对各种专业知识的了解使人们产生了隔阂，沟通越来越困难，距离越来越遥远。要不断打破这些隔阂，略萨认为文学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文学总是在不断展现人们的共同之处，能让不同的人找到相同的地方。而且在使用不同语言、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之间，文学也发挥着非同寻常的作用：“西班牙语读者在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著作时，是进入了一个复杂的新世界，他们所描绘的人的心理、行为方式、宗教信仰等，表面看似乎同我们的习惯非常遥远，但这些都不能打破人类作为同一物种之间的共通之处。”
最后略萨说：“文学是一个人、一个公民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好的文学作品为我们搭建了桥梁，拉近了同其他文化、思想、宗教的距离，我认为这是文学非常重要的职能之一。一个现代、民主、公正、自由的社会，文学是完全必要的。”
略萨在中国出版的部分作品
问答
演讲结束后，略萨回答了现场观众的提问，他的机智赢得了阵阵掌声。
问题1：您对爱是怎么看待的？爱和政治、社会是完全脱钩的吗？
回答：我认为爱情是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最具张力的感情。爱的经历非常私人化。虽然爱情经常反复不断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可以说是文学中最难处理的主题。爱情是如此地被大家所津津乐道，很难就这个问题写出新颖的、有创造性的东西，容易落入俗套。爱的感觉是如此的丰富、纯粹，所以当我们用语言表现爱时，就会感到非常贫乏。爱在我的小说、著作中都提到过，但每次在讲爱的时候，我想要不落入俗套、另辟蹊径，把爱作为独创性、新颖的方式表现出来，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所有读者都了解爱的观念。所以简而言之，爱最好的是去体验它，而非描述它。
问题2：我是大一学生，很爱写作，您说舒适的生活孕育不出伟大的作家，您对热爱文学的青年人有什么好的建议？
回答：我不会建议你去受苦，作家的体验没有必要完全相同。如果你喜欢文学，想要一生致力于文学，那就全身心地投入吧，文学是非常美好的事业。写作不仅仅要求有灵感。有些人有灵感，写起来下笔如有神，但大部分作家并没有写作的天赋，必须要用勤奋、努力、自我批评的态度去创作。19世纪的法国作家福楼拜对我影响很大，他的创作告诉我写作一定要勤奋，要投入努力。福楼拜在开始写《包法利夫人》时并没有任何天赋，天赋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基础就是坚持不懈、不断的自我批评。他总是去修改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始终在追求完美、不断超越。在不完美的过程中，完美就不断地显现。有时候写作者会很沮丧失望，觉得自己的作品完全不能达到梦想的高度。举福楼拜的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放弃，要不断和不完美做斗争。
问题3：您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回答：实际上我有很多计划。现在我正在写一个小杂文，是关于表演文明的。当然也有小说、剧作的创作计划。我从来都不缺少计划，我所缺少的是时间。希望我有足够长的寿命能够把所有的计划落实。
作家印象
17日下午，略萨与中国作家进行了交流，莫言、刘震云等作家谈了他们对略萨的认识。
莫言：略萨先生不仅是伟大的作家，还是了不起的政治家。上个世纪他竞选秘鲁总统时我们都在为他加劲，但幸亏没有当上总统，不然我们也就看不到他后来的优秀作品了。略萨先生的小说中有强烈的政治情怀，但他把政治和文学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没有让政治观点淹没作品的文学性。这值得中国作家好好学习。略萨先生有无限的创造力和非常高超的小说结构艺术，他被中国评论家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刘震云：我很早就知道略萨先生，因为他的作品是我的老师赵振江、赵德明先生翻译的。大约20年前我去赵德明老师家里，他一下午都在说略萨，说得我脑仁疼。略萨如果生活在中国也很适合，因为他主张文学跟现实、政治要紧密地联系。中国从孔子开始就讲文以载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说过，文艺要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鲁迅先生也是主张文学跟现实、政治连在一起的。
阎连科：为了和略萨见面，我三年前就准备了一套西装。可见对略萨的见面是多么期待。我的写作曾从略萨的作品中学到很多方法。比如在《潘达雷昂上校与劳军女郎》中有异地的三个人对话的情节，这种方式曾被我偷到小说中。略萨应该是国外作家在中国出版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我读了至少六七本。今天，坐在这里的是一个成功的略萨，昨天读他的小说时，他不一定成功。这里边有一个艰辛的过程。这也启发了我们，写作是一个漫长的道路，我们永远不要奢望做一个写作的骄子，我们永远要做写作的孤儿，默默地去写作。
张抗抗：略萨先生的作品对我们整个这一代的作家都非常重要，因为他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无论他是否当秘鲁总统、是否获诺贝尔文学奖对我来讲都不重要，因为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在20多年前就确定了。略萨先生带给我们的，一方面是对幽默和荒诞的重新认识。幽默和荒诞在我们曾经的文学观念中是可能构成犯罪的。我们是从略萨和一部分拉美作家开悟的，原来可以这样去认识生活，原来我们的生活同样荒诞。另一方面是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困惑着中国作家。曾经的中国当代文学很政治，但不文学。当我们认识到文学是什么时，我们开始逃避政治，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无法真正把握政治，另一方面是我们无法用文学去把握政治，所以略萨的作品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启发。
李洱：1985年我第一次看到略萨的小说。略萨增加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但我更喜欢略萨关于小说的评论。我几乎看了他所有的翻译成中文的评论，比如《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谎言中的真实》等，你很难相信略萨很喜欢雨果、喜欢帕斯捷尔纳克，很难相信略萨对俄国的革命小说有那么深入的了解。
花絮
为略萨“正名”
在17日下午略萨与中国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的交流活动中，坐在记者旁边的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著名的法语文学专家余中先。在等待略萨的当口儿，余中先和记者谈起了略萨的“名字”问题。“你要是喊他略萨，他可能会一头雾水，都不知道你在叫谁。”余老师一脸严肃地说：“媒体记者在报道时应该严谨些。略萨的全名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略萨仅仅是他母亲的姓，巴尔加斯是他父亲的姓，马里奥是他的名。所以你们不能直呼略萨先生，而应当称呼巴尔加斯·略萨先生。”在余老师的提醒下，记者又浏览了一遍社科院为媒体提供的参考资料，果然其中提到的都是巴尔加斯·略萨，而未见简称的略萨。回想当天上午演讲时，主持人陈众议也是以巴尔加斯·略萨的称呼来介绍的。
但架不住人多，而且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越是亲密、熟悉的朋友，越要用简称。在中国这些天，无论是媒体还是读者与作家，都极为热情、亲切地称呼他“略萨先生”。这让陪同的陈众议有些无奈，他只能风趣地向“略萨先生”解释：“中国人爱省事。要说略萨，会有成千上万人知道；要说巴尔加斯·略萨，人数就要减一半了；要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恐怕知道的人只有几个译者了，而且是那些比较严谨的译者。”
也有想改口的，比如著名作家张抗抗。她是略萨的“粉丝”，早早地就准备了珍藏20多年的、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两本略萨的著作，希望得到略萨的签名。一开始，她还能有些拗口地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先生”，但没过多久，就又变回“略萨先生”了。最后，她只能自嘲到：“为什么中国人现在都简称略萨？因为现在中国正在高速发展，中国人的时间都非常宝贵。”
趁着这次难得的机会，最早将略萨介绍到中国、略萨作品的重要译者赵德明也赶紧把这错误叫法的责任推给了在场的作家：“略萨这个称呼是你们发明的，作为译者，我们一直坚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不能为了写作、说话省事就把名字简化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