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艺术学由过去文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子学科，跃升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完成了艺术学界期盼多年的“自立门户”。然而，欢欣鼓舞之余，一些长期为学界关注的问题再次引发讨论。新版“学科目录”中对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归属未作调整，就引发了民间文艺学界诸多专家的新一轮思考与探讨。本报就此问题特别邀请业内学者，就这一学科的身份与未来发展进行商榷与辨析。
民间文艺学的身份辨析
困惑与忧虑：民间文艺学归属何处
今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增加了艺术学为门类学科，将其由过去作为文学门类属下的一个一级子学科，单列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此举无疑是在维护规范学科序列方面作出的重要调整，对于推动艺术学门类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制度保证。
然而，学界期盼十余载的“学科目录”修订，却仍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遗憾与问题。以民间文艺学来看，作为研究民间文学的一门学科，若视北大歌谣运动为该学科的肇始，那么，中国的民间文艺学已经有近百年的学科发展历史。但在新版“学科目录”中，我们却不无遗憾地看到，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归属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依旧为法学类社会学属下的二级学科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没有获得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园地。新版“学科目录”对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归属问题未作调整，意味着在未来的若干年内，与这一学科命运休戚相关的从业者及学人将继续遭遇那些由于学科分类有失科学带来的问题，承受那些因学科身份认同困扰导致的压力与忧虑。
纵览中国民间文艺学近三十年的学科发展之路，可谓坎坷跌宕。我们不妨将这三十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予以审视，简言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前十几年，中国民间文艺学借天时、地利、人和之势，学科发展曾达到一个高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后十几年，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呈现下滑趋势，逐渐陷入低谷。有学者曾对这两个阶段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景观进行概括性描述：前一个时期，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队伍迅速壮大，学术期刊增多，学术活动频繁，学术成果丰富，学科建设成效明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达到现代民间文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后一个时期，与此前的蓬勃局面形成强烈的反差，学科发展呈现出趋冷与滑坡，研究队伍和生存空间萎缩，学界关注度降低，学术立项困难，学科位置模糊尴尬，滑向人文科学的边缘。（陈友康，2006）作为民间文艺学的从业者，笔者对此也深有同感，近十几年来不断目睹一些从事民间文学研究颇有建树的实力派同仁陆续转向其他学术研究领域，而有志于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且具有深厚功底和优良资质者却后继乏人；刊载学科成果的专业期刊或停刊，或转向；尤其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专业调整后，民间文学在国家学科体制中的位置发生陡然的变化，从文学门类二级学科降为法学门类三级学科，被作为民俗学的一部分放置在社会学之下，学科的独立性丧失，学科发展愈发艰难。如此种种，焉能不导致学科危机四潜，身份日益模糊和尴尬。
民间文艺学的知识体系在具有自足性的同时，又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点，对其研究要求具有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众多人文科学的知识与训练。
民间文学作为人文科学，说到底是关乎人类精神的科学，关乎心灵和情感的科学，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明显与此有别。
当然，导致近十几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趋冷与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在诸多因素中，学科归属的改变是造成学科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学科发展的冲击与影响不容小觑。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体制性依托对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体制依托就是在学科归属划分和课程体系设置中保有准确的定位。学科划分是对学科身份的基本规定，也即“学科户籍”，其体现着对学科性质及其内涵的科学认知与精准把握。将中国民间文学置于民俗学后缀的括号内，视其为社会学的细小分支、民俗学的附属，对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发展极为不利，不啻于在体制层面拆解了民间文艺学学科的独立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民间文学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是作为文学门类下独立的二级学科，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并列，设置于中文系。这种状况直至1998年国务院学位办进行学科分类调整，将划入民俗学的附属部分放置在社会学之下方告结束。然而，在现代文学类的知识体系认同中，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民间文学作为与作家文学、外国文学并列的文学形式定位，这三种文学形态在精神特质上也各有特点和功用，互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以民间文学来看，其在高校文学专业课程中便凸显着特殊的性质——其他的文学科目都指向作家文学，而民间文学是非作家文学，它的存在状况，与作家文学迥然不同。民间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与作家文学、外国文学不同的知识系统或精神资源，在文学的领域内，它和其他两种文学构成互补关系，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完善、平衡人类的精神世界。在1998年颁布并执行到今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民间文学是被列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要课程，在我国高校中文学科或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应该说是牢固的，并且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传统。
值得提及的是，自新时期以来，民间文艺学表现出巨大的研究活力与理论创新，许多传统的研究理论、方法与模式，都被学界予以了重新思考和重新语境化。人们发现，民间文学在民众生活中，并非仅仅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存在，其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综合体存在并发生影响，是以文艺的形式展现民间社会的各种思想沉淀和生活样象。正因为如此，民间文艺学的知识体系在具有自足性的同时，又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点，对其研究要求具有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众多人文科学的知识与训练。以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民间文学的认知来看，民间文学对于人文研究的确已经构成相当大的学术魅力或曰吸引力。
民间文艺学的跨学科特点，不仅表现在民间文学研究的视角、理论、方法上，还体现在民间文学之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价值及功能，因而跨学科已成为新时期民间文学研究的流行趋势。但对于清醒的研究者来说，学科“跨”得再远，并没有迷失研究对象的知识属性与“本源”。而有些人则随波逐流，离民间文学的“本源”渐行渐远。针对这种状况，民间文艺学家陈友康近年来撰文，重新提及胡适1936年在《歌谣周刊》复刊词中对民间文学的学科属性发表的观点与立场：“我以为歌谣的搜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陈友康将胡适的观点归纳为“民间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文学本位论”，强调胡适的这一立场对于当下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发展具有警醒的意义，即：对民间文学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化学的研究，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文学自身的研究。（陈友康，2006）对此，笔者深以为是。民间文学首先是文学，民间文学与其他文学一样具有审美的本质，审美性既是民间文学的生存性根基，也是民间文艺学应有的学科特质。民间文艺学作为人文阐释性的学科，不能脱离这一属性和特征对其的内在要求和规定。
从宏观上看，“学科目录”中将民间文学从文学的门类剥离，归于社会学门下，当是基于近几十年来民间文学越来越多地被诸多人文学科视为共有的研究资料，其人文价值不断被开掘和凸显，因而偏重于对民间文学的文化属性的强调。然而，若以国际公认的学科分类而论，对民间文学学科属性的这种认定也与之有悖。文学属于人文科学，社会学属于社会科学，两大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方面均存在很大不同。民间文学作为人文科学，说到底是关乎人类精神的科学，关乎心灵和情感的科学，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明显与此有别。如此看来，仅就民间文学与社会学和文学这两大学科知识体系的关联性来看，彼此孰远孰近也不言自明。
当然，中国民间文艺学在近年来的发展也有令人欣慰之处。近十余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学已经逐渐形成了从本科教育到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学科教育体系，多数大学的文科院系都在本科教学中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有的还列为必修课，一批院校获取了民俗学（含民间文学）硕士、博士的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资格。据粗略统计，我国目前设有民俗学博士点（含中国民间文学）的高校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设有社会学一级学科，招收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博士的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挂靠在其他专业招收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博士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新疆大学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自2004年起更是直接招收中国民间文学博士。在全国高校系统，招收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的已多达20多所院校。如此景观，可谓是处于低迷与徘徊之中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一抹亮色。
民间文学知识的传授与研究还将继续，不难想象，年复一年，与这一学科发生种种关联的学人群体将会越来越庞大，而中国民间文艺学因缺乏国家从政策角度和制度层面的扶持与保障而引发的学科建设、学术评价、人才培养、学术管理等问题也将日益凸显出来。民间文艺学科的一些学人近年多次建言呼吁，希望国家学术主管部门能将民间文学从社会学及民俗学的学科划分中脱离出来，将其回归到文学本位。笔者非常赞同这一提议，希望下一次的“学科目录”修订，能正本清源，予以调整，以推动中国的民间文艺学尽快走出低迷，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江 帆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民间文艺学百年寻踪
1935年，钟敬文先生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名称，指出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内容，“就是关于民间文学的一般特点、起源、发展以及功能等重要方面的叙述与说明”。
在中国，相对于民俗学而言，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更为坚实、完备，理论体系的大厦已初具规模。
很多国家的民俗学研究都是从民间文学起步的，德国、芬兰和英国等国概莫能外。我国民俗学学科的兴起也是始于民间文艺学，钟敬文在《民俗文化学发凡》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和它所派生的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运动之间有着多方面的联系，“重视口头文学，宣传通俗文艺，提倡白话和推行国语，以及收集整理一般民俗资料：这四种事实，要比单纯民间文艺学的范围远为宽泛。大体上它们都属于民俗学的范畴。他们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五四运动’和现代民俗学运动中，互生共存，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胡适等“五四运动”的先驱因鼓吹白话文和文学革命，便对民俗学内的民间文艺及相关的研究发生浓厚的兴趣。而民俗学科也为他们打通与民间文艺的联系开辟了新的研究航道。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的产生，是以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发起的北大歌谣运动为标识的，人们对此已达成共识。延续着周氏兄弟歌谣收集的倡议，当时任教北大的刘半农、沈尹默提倡写新诗，倡导从民歌民谣中发掘文化艺术的理想因素。这场开风气之先的歌谣学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旗帜鲜明地提出学术研究主张，吸引了众多学人的目光，胡适、顾颉刚、董作宾、朱自清等学者都积极投身其中。
这一期间的民间文艺学学者已经把目光投向西方，积极输入西方的民间文学知识，努力将中国的民间文学学科和西方接轨。1921年1月，《妇女杂志》发表了胡愈之《论民间文学》一文，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民间文学的研究情况。此文是真正意义上民间文艺学学术研究的开篇之作，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26年秋，北京大学遭受了北洋军阀的蹂躏和迫害，校长蔡元培和代理校长蒋梦麟被无故撤换，不少教授相继被迫辞职离开北京。随着时局的变化，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的积极分子们纷纷南下，在厦门大学成立了“风俗研究会”，随后，又在广州中山大学组织“民俗学会”，出版《民间文艺》周刊，共12期，后改名为《民俗》周刊，出到第110期暂停。比起北大歌谣研究会时期，研究的内容、角度和方法多样，视野开阔，成果大大增加。同时，举办民俗学传习班，开设歌谣、神话、传说、故事等专题课程，还在大学设立民间文学基础课程，组织民俗调查，开创了民间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意义深远。
在中山大学民俗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北京大学时期的歌谣学运动影响延伸至全国许多地区，其他地方如杭州、成都、福州等地也纷纷成立民俗学会，通过采录民间文学作品、办刊物、出著作等方式开展民间文学研究。在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得到拓展，西方的相关理论著作得以进一步引进，采录作品的数量和研究质量大大提高，民间文学研究出现从未有过的兴盛景象。尤其是杭州，成为民俗学的第三发祥地。
民间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在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民间文学是其延续和发展。在延安时期，随着劳动人民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和政治地位提高，自然要求发展为之服务的文学。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了此后文学的发展方向。他指出，文学创作要为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向人民大众学习，运用人民大众喜爱的形式进行创作。于是解放区出现向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文艺工作者广泛搜集民歌、故事、民间戏曲，成立民歌研究会，出版《陕北民歌选》《内蒙民歌集》《秧歌论文选集》《民间艺术和艺人》等一系列书籍，在借鉴和吸收民间文艺传统基础上，创作出《王贵与李香香》《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等众多具有浓郁民间文艺气息的作品。
中国对民间文艺的研究掀起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和水平极高的学者，成绩卓著，像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江绍原的《发须爪》、郑振铎的《汤祷篇》、玄珠（即茅盾）的《神话研究》、赵景深的《童话论集》、钟敬文的《民间文艺丛话》《歌谣论集》等等，这些七八十年以前的著作，至今仍有其学术指导意义和权威性。第二次高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以《民间文学论坛》《民间文艺集刊》等为阵地，展开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基本上确立了民间文学的理论框架。
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都很注重对民间文学的研究，不仅民间文艺学家如此，人类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符号学家也是如此，产生了众多的民间文艺学批评流派。但总的来说，民间文学学科理论，还没有建立自己独特的体系，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理论建树，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鉴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的现状，钟敬文先生于1996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举办的首届中国民俗学高级研讨班上，正式发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号召。“所谓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指的是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有一位并非研究民间文学的学者也感叹，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套用西方的模式太久了。从中国民间文艺的实际出发，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术语系统和学术范式，真正确立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自主地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万建中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理论价值
民间文艺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总结历史，回答现实。这首先是因为民间文艺学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即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性。民间文艺学不惟研究民间文学，还要研究民间艺术，要研究历史文献、口头文本，更要研究其生存的文化土壤等内容。它是相对独立的文艺学和艺术学，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它不是简单的文学创作，不是普通的文学现象和艺术现象，而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口头形式的文学艺术，是一种价值极其独特、意义尤其丰富的文化生活现象。既然是口头文学，就会有口耳相传的一系列特征，具有口头性、集体性（包括匿名性）、地域性（包括民族性）、变异性、传承性（包括时代性）和神秘性等文化属性。而任何一个地区的民间文艺都是其历史文化影响的结果，或者说都是其历史文化发展的表现。其传承方式以世世代代的民众为主体，在口头述说与日常生活的使用中不断延续。同时，民间文艺的发生主体不同于作家群体，因此民间文艺学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民间文艺学要围绕这些属性展开或微言大义或笼而统之的各种论述。在这种意义上讲，民间文艺学是一种文艺学，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艺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学。它面对的是延续了几千年在民间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各种文学现象、艺术现象，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现象。特别是民间文艺所具有的生活属性，诸如各种民间信仰，常常成为民间文艺的核心内容。最典型的是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人们祭祀自己的祖先神，把盘古、盘瓠、女娲、伏羲直接认定为自己的祖先；关于他们开辟天地、创造世界、繁衍人类等英雄故事，更多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信仰。迄今，我国许多地方还保存着十分古老的民间庙会。正是民间古庙会的一系列文化活动，使这些神话传说故事在地方民众的精神世界中被不断强化记忆。那么，这种信仰现象与所谓的封建迷信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些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呢？民间文艺学者必须具备民间文艺的历史文化知识，才能在历史发展的比较中有效解答。一般意义的社会科学是难以准确回答这些问题的。
民间文艺学要总结历史文化发展中民众的情感与艺术之间的各种关联，需要述说民间文艺现象发生的原因。民间文艺表达的思想文化内容与历史文化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谁也不能直接把这些内容认定为某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具体表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民间文化“活化石”的解释方式。一些学者强调某些神话传说或歌谣在流传中保存了远古文化的踪影；反对的一方则说，没有相应的文献或考古实物证明，或者口头流传的变异性与传承性不能够使得这种认定方式成立。这样的讨论如果不重视以俗说俗的方式，恐怕永远都不能让对方接受。
神话传说故事的文化生活属性决定了其历史文化的曲折性，在记录历史文化发展的意义上，它不可能是简单明了的直接记述。但是，我们又该如何认定其现实存在与远古时代作为古老的历史文献记述中的相似现象呢？相对而言，我们愿意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即西方学者用文化人类学知识解释的民间文艺学理论，这不但是合理的，而且可以作为论据，同时，没有文字或喜欢运用口头语言的少数民族用口头形式保存自己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谁也不能怀疑。应该说，“历史文化活化石”理论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中独特的一页，有自己的合理性表达，当然，其需要完善。也正是这种力量成果的影响，这些年来，我国民间文艺作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事业，取得了不可估量的成就。我国民间文艺三大集成（故事、歌谣、谚语）是民族文艺十大集成的一部分，被称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
中国民间文艺学对建设我国独立完善的文艺学理论体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文艺学学科理论的价值，民间文艺学固然是独立的，但其终究是一种文艺现象。其口头性标志，是与作家群体的文字书写相对存在的。我国文艺学理论曾经分别受到苏联和欧美国家学科发展的影响，甚至有学者强烈呼吁重视中国文艺学在当前国际交往中失语的危机。固然，只有独立，才有自由；我们尊重文化交往中的平等权利，重视对话，但我们反对无原则的接轨。近年来，在所谓与世界接轨的名义下，殖民化倾向越来越突出，套用与拿来被不断曲解。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民族危亡的抗争中建设发展，成为我们的重要传统。诸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鲁迅、周作人、胡适、茅盾等一批杰出的学者，他们披荆斩棘，海纳百川，孜孜以求，建设起我们的现代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正因此，使得整个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呈现出一派盎然生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成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目光向下、文章下乡等形式与尊重民众的立场，不断推动众多人文学科的迅速发展。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发扬光大这些学术传统与思想文化传统，在当代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建设中把中国元素做强、做亮。
（高有鹏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