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王次炤、高为杰、陈怡、郭文景、宁瀛、刘索拉、瞿小松等聚首“中国新音乐跨界论坛”——

艺术家纵谈跨界

    2011年北京现代音乐节近日落下帷幕，其中的“中国新音乐跨界论坛”因讨论内容涉及当前中国的音乐和艺术理论及实践的诸多问题，颇为引人关注。

    与会者认为，从音乐艺术的发展来看，无论是流派的更迭，还是个人风格的创新，几乎都离不开跨界的作用。封闭式的继承，最终会导致传统的消亡，而开放的继承则赋予传统强劲的生命力，使之绿树常青、生机无限。著名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高为杰认为，音乐艺术中的跨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常见的比如像移植、改编，或者引用民歌、传统音乐素材来创作等等。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在古今中外、东西南北、雅俗文野、激进保守和乐内乐外之间的纵横驰骋、自由跨越。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西方音乐一代宗师巴赫便是当时欧洲音乐传统的集大成者；贝多芬也是在传承莫扎特古典创作理念和手法的同时出新；浪漫派的标题音乐很明显，就是音乐和文学的联姻。德彪西正是遭遇了东方音乐，从而创造了他独树一帜的音乐语言；日本作曲家武满彻赢得世界声誉的《十一月的台阶》，是一个很典型的现代音乐和古老邦乐的结合；中国作曲家周文中用古琴曲作为蓝本，用西洋的室内乐的编制来呈现《渔歌》。

图为2011年北京现代音乐节闭幕式音乐会

    如何跨界，创作出富有强烈艺术风格的作品，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热点。著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说，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和热衷于跨界的人，我的本业是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创作，同时也研究中国画论和中国美术理论。但是在这两个本业之外，我现在也做当代的观念和装置作品，同时我也做建筑设计，所以相对来说跨界跨得有点大、也有点多。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有一些想法和体会。一个人、一个作者、一个艺术家，在不同界别之间能够比较自由的游走，这是我对跨界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想跨界的人面临着一对尖锐的矛盾，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跨界的要求，对不同界别或者距离比较远的界别的知识和实践都要有深度的了解和把握，这就使得他的知识面必须比较宽；二是有一个专精的要求，就是在每一个界别内有自己的专业标准。著名作曲家陈怡说，我一直对文学、美术、舞蹈特别关注，平常也很喜欢看舞蹈杂志发表的文章，都是触类旁通，都是激发我们想象力的一些很好的源泉。我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教书，除了现代音乐系列之外，也有一些音乐会系列是跟理数学院合在一起办，一个星期搞两三场，都是由学生投稿，我们把他们组织在一起，将视觉艺术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尝试，提供一种平台，为我们学生以后的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和一种灵感的捕捉。著名作曲家郭文景则认为，跨界首先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层面的问题，二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怎么样对待民间艺人是一个道德问题，我有很多感触，比如我为了写一部和川剧有关的交响乐，要在里面完全原汁原味保留川剧的锣鼓、帮腔、唱词、唱腔等等，就到重庆找一个川剧老艺人，真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向他学习。我应该很恭敬地向他学习，结果他比我还恭敬、谦卑，他说你来关心我们川剧，真的感激不尽。其实我是“走投无路”，到他们这儿来“偷”东西来了，但现实就是这样一个局面。中国传统系统和学院系统的人进行碰撞时，一定是中国传统系统的人要将就西方学院系统的人，因为后者代表着进步，代表着先进，而前者被视为保守。著名导演宁瀛说，一个现代人如果有很强烈的情感冲动时，一定要去做你的表达。可能从音乐上，我很难把现代音乐讲那么细，但是从电影上，我一直在想象怎么样做一种电影，能够打开传统叙事的空间，加入一些最当下的感受。著名画家汪建伟认为，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今天如果不否认艺术也存在于人类全部知识当中的话，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不反过来用人类全部的知识来重新思考一下艺术，这可能就是我自己做工作的一个基本的转折点。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我的创作。这种知识是监督你，不让你在一种绝对的知识里走得太远，因为这样会失去监督，当代艺术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当一种知识失去别的知识监督时，它就会发生“独裁”，而且这种“独裁”会导致你又回到另外一个封闭的系统里去。著名作曲家、本次论坛的策划者刘索拉表示，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挺幸运的，因为我是在不断地转换创作的身份，比如音乐和文学不会让它们互相在一起纠结，音乐是音乐，文学是文学。

    大家同时认为，跨界并不是跨了就一定是成功的，需要运用智慧和选择，并不是把两个东西硬凑在一起就是好的。但是现在有一些跨界跨得不伦不类，比如说用摇滚乐来伴奏京戏。说到底，艺术作品还是要以情感人。著名作曲家瞿小松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谈到，创造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过程，而任何预设的“体系”，从诞生就已经死亡。人之为人，生命之为生命，不单取决于骨架，更取决于血肉、大脑、神经与五脏，取决于心流，取决于情感与思绪。在西方，学院先锋派们曾经抱怨听众懒惰。我寻思，“先锋”们是否该自问：我们有几多心与灵的触动值得人类分享？日本著名作曲家池边晋一郎说，我写了很多的歌曲，我认为曲子是有生命力的，它就像所有自然界的生物一样，因此曲子有自身的思考力，有它的意愿，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意愿和感情。青年作曲家李劭晟认为，音乐作为一种表现形式，支撑它的是不断演化的文艺理论与哲学思想，所以对于现代音乐的欣赏并不能局限于对于声音的要求，对其背后的思想的领悟我们也需要。作曲家过于关注自我，创造出来的作品对于自我来说是宝物，但是对于社会、对于其他人来说基本就是鸡肋。将人类、社会这些因素置之度外的创作者被人类社会置之度外，我觉得不应该有任何的怨言。

    正如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所说：“跨界的含义非常宽泛，既有艺术的跨界，也有学术的跨界，也有国际的跨界，也有实践的跨界。它涉及的内容确实非常广。通过论坛这种方式，我们更深入地谈我们当前的艺术，相信会促进音乐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