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参与中日戏剧文化交流30余载，最成功的一次交流，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能够‘师法先人之创意’，重新认识本民族的独特之处并将其活用、发扬光大，展开更加密切的学术交流，促进共同研究。”原日本大学艺术学部教授、原日本歌舞伎古剧场协会会长、亚洲戏剧教育研究中心顾问松原刚说。由亚洲戏剧教育研究中心主办，日本大学艺术学部演剧学科、中央戏剧学院东方戏剧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中日古剧场论坛暨图片展，近日在中央戏剧学院举行。来自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20余位专家学者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共进行了3场专题研讨，内容涵盖日本歌舞伎剧场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历史、传承复兴，中国传统会馆戏台、神庙剧场、宫廷贵族戏台、宋代勾栏等特色古代演出场所的专题研究以及中日两国古代舞台建筑文化比较研究等多方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刘立滨在开幕致辞中这样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多年来，两国古典戏剧和现代戏剧的艺术交流活动一直非常活跃，但古典剧场建筑艺术的学术交流却相对比较缺乏。所以，作为戏剧研究工作者必须认识到：传统课题如戏剧文本本体、美学研究范畴、表演程式理论等方面固然重要，但真正关于演出场所的研究同样必不可少——“古剧场”作为传统戏剧的演出场所，承载了文化底蕴、历史变迁、民族精神、审美情趣、建筑艺术等多方面的发展变化进程，本次论坛的举办就是要使中日两国学者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了解彼此古典剧场的缘起、发展和现状，展示彼此演剧空间的多样性和独特性，通过对彼此研究成果的借鉴推动各自古典剧场艺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思索形成东方古典演剧形态的深层次内涵和外延。

    已过耄耋之年的松原刚在研讨会上首先开声，他讲述了歌舞伎剧场的发端与发展历程，其中对“橹”（即歌舞伎之“望楼”）的阐释，在之后关于中国传统“勾栏”的开放讨论中引起了热议。原熊本县山鹿市博物馆馆长兼文化课长木村理郎对日本著名的古剧场——八千代座的成立、衰败、修缮、复兴过程作了详细报告，对中国当下对古代剧场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新加坡戏曲学院副院长蔡碧霞从新加坡早期剧场的角度对当地文化活动状态进行了解析，使与会者对早期华人在狮城的文化艺术活动情况及其背后的时代环境变迁有了宏观的认识。这些专家的理论成果，不仅只关注本国传统戏剧演出场所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其对于国家之间的戏剧文化艺术交流同样具有互通有无、互为借鉴的重要意义。日本不单是世界第一动漫强国，不只有时尚的服装、美容资讯，不仅有灿烂娇美的樱花盛景；日本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刻苦的钻研精神表明：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和古老艺术的研究保存，更是值得全世界去持续关注研究的课题。这对当下中外戏剧界的广大学者尤其是年轻学子而言，起着积极的指引作用。

    厚积薄发，多面研究

    众所周知，山西被誉为“中华戏曲的摇篮”，是元代戏剧艺术的中心。山西省内现存元明清时期的旧戏台数量在全国排名第一；中国仅存的6座元代戏台都在山西省晋南一带，是我国戏曲史上珍贵的“活历史”。这次来自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的各位专家也带来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所长车文明、副所长曹飞分别就神庙剧场的看亭和早期帝王观演场所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原所长冯俊杰以建筑外观、建筑材质、制作手法、铭文纪年等多方面实例，解析了如何分辨不同历史时期建造的古戏台，其中关于清代建筑“逢木必雕”的论述，提到二龙戏珠、牡丹梅花、喜鹊登枝、各路神仙等不同形态的精美雕饰，可称得上集中国传统建筑纹样之大成。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刘文峰通过《会馆戏楼考》论述了我国明清时期和民国初年主要的戏曲演出场所——会馆戏楼的重要价值所在。中国传媒大学戏曲研究所所长、教授周华斌则对中国古代的祭场、戏场与剧场这3类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出场所进行了深入剖析。原南通市文化局艺术研究所所长曹琳对香火童子戏演出草台的研究，横跨整个江淮流域，展示出绵延古老的画卷。中国戏曲学院舞台美术系教师宋旸则通过亲手制作的宋代“勾栏”复原模型，提出了自己对“勾栏”之传承的观点。

    众多业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仅是自己多年来潜心治学、实地考察、深入思考的结果，还包含了历史、地理、人文、建筑、美术等多个学科类别的网状研究；这些研究非是单一性的、静止不变的，而应是交互、复杂的。中国戏曲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中华历史文化更是泱泱五千年，传统戏剧作为文、史、哲、艺综合作用、高度浓缩的艺术门类，业界对其在研究领域的发散性拓展无疑是积极且必要的。

    案头田野，缺一不可

    理论与实践，一直是戏剧研究人员较难兼顾的两方面。理论家不懂实践，或编导演者轻视理论，都会为戏剧研究的发展乃至戏剧艺术的发展带来窒碍。对于戏剧研究来说，考察并研究遗迹本身的存在价值，与在浩瀚的典籍海洋中寻找被记载下来的历史同样重要。古代剧场在作为演出场所的同时，本身就承载着历史文化长河给它留下的种种痕迹，而这些烙痕，正是追溯古代演剧模式的重要证据。

    中央戏剧学院东方戏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麻国钧的研究论文《中日古代舞台建筑文化异同论》就很好地兼顾了案头钻研与田野考察。他针对中日古代剧场建筑文化展开比较研究，是迄今为止在中日两国古代剧场建筑文化比较研究中最为深刻的论述。麻国钧指出，任何一种演艺空间形态都绝非孤立的，而与其赖以发生、发展的大文化背景有深刻联系，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在左右着演艺空间形态。他列举的种种实例，皆来源于他多年来在中日两国众多极具代表性的古代剧场建筑的实地考察。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主任武亚军则通过对中国传统戏台砖雕、木雕、绘画等细节部件上祥瑞装饰的介绍，归纳了其类型和寓意，阐释了以“瑞兽仙禽”、“香花灵草”、“神仙圣器”及“吉祥纹字”四大类别的祥瑞装饰图案所体现出的观众审美心理，及其对传统戏曲创作的深层次影响，非亲身感受、仔细观察不能成立。

    毫无疑问，敏锐的反应、客观的判断和深入的剖析必须建立在“案头”与“田野”兼顾的基础上——案头研究“坐得住”，田野考察“迈开腿”。正如与本次论坛同时举行的图片展，举凡现存古剧场的展出图片，都是中日双方工作人员多次实地拍摄、反复筛选的成果，从而很好地保证了清晰度、像真度和时间性，在最大程度上完整体现了中日两国古代演出场所的保存风貌，尽可能地使每位观者都能透过精美的图片，感受到数百年前轻歌曼舞、繁华旖旎的演出景象。诚如麻国钧所说：“各种演出物理空间形态既应戏剧演出而生成，又在其生成之后，翻转过来对戏剧演出予以制约。二者相伴而生，不可离，不可弃。因此，在研究戏剧时，若忽视对演出多种物理空间的关注，便不能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