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澳门的冼星海大马路上，忽然想起音乐家冼星海先生。他出生在澳门，他的母亲是渔民，她常唱的澳门民歌《硬顶上》对冼星海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民歌的长期搜集、记录和学习，使得他的歌曲总能强烈地激动人民的心灵。这位杰出的音乐家，在抗日战争中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民族解放交响曲》等伟大作品。

    冼星海由上海、武汉、重庆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当系主任，成立“民间音乐研究会”，带领学生去搜集记录民歌，采集了许多陕北民歌，后来出版了《陕甘宁民间歌曲选》《陕北民歌选》等。

    正是在冼星海先生的影响下，鲁迅艺术学院的吕骥、周巍峙、孙慎等音乐家，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了一场伟大的民间音乐普查、搜集活动。这项活动，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而停顿，但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又重新开始，而且规模更大，发展为“民间文艺十套集成”的伟大文化工程。其中可以鲜明地看到冼星海的深远影响。

    中国音乐家协会当时的领导吕骥、周巍峙都是冼星海在延安鲁艺最好的同事和学生，由他们首先发起编撰《民间歌曲集成》《民间器乐曲集成》《曲艺音乐集成》《戏曲音乐集成》《舞蹈音乐集成》，每种集成都是每省一卷，在编省卷本之前，各县先编“县卷本”，共2000多本。

    中国舞蹈家协会的戴爱莲和吴晓邦先生也非常重视民间艺术，他们说只有舞蹈音乐不行，一定要和舞蹈结合进行记录，于是《舞蹈音乐集成》改为《中国舞蹈集成》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编。

    我深感民间文学也需要编印集成，于是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前身）的领导贾芝先生建议，受到重视，决定编印“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并于1984年启动。

    后来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也参与进来，但因为地方戏与曲艺品种、作品太多，编不了集成，就决定编《中国戏曲志》《中国曲艺志》。这十种集成、志书统称“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

    这一文化工程是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联合国2001年开始评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都和“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有关。

    光是民间文艺集成不够，许多传统风俗的失传也是人类文化无可弥补的损失。因此，中国民俗学会发动全国民俗学家编辑《中国民俗大全》，每省一卷，包括港澳台。后来我到加拿大开会，加拿大国家文明博物馆东方部主任何万成先生建议编一卷海外华人卷。这样《中国民俗大全》就改名《中华民俗大典》，共35卷，规模堪比“民间文艺十套集成”。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俗大典》35卷中澳门卷最早印出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首发式上受到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文艺界人士的高度赞誉。这是澳门的光荣，也是和冼星海的精神相关的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