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有了很大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重要的是中国美学踏上了一条富有开放性、包容性和综合性的路。中国美学具有光辉的前景，在世界美学中可望获得更加显赫的地位，因为中国美学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根基，有一百余年学习和研究西方美学的经历，有博大深邃的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化这样的思想和学术渊源。当奠基在两大文明之上的美学传统，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基的哲学基础上汇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当美学不再停留在马克思主义词句上，不再对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美学做简单比附和拼合，而是真正深入到它们的精髓中，进行哲学层面的综合的时候，我们相信，那就是中国美学完全成熟并堂皇地步入世界之林的时候。当然，这个目标与我们现在的状况还有相当的距离。相对而言，我们的美学还缺少许多东西。

    一 中国美学缺少藉以与现实对话的话语，缺少批判的否定的精神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美学还没有找到切入现实的途径和属于自己的话语。这就是说，美学还没有作为一种本体论去关注人的诗性的生存问题，还没有作为一种认识论去解决审美之如何可能的问题，还没有作为一种价值观去讨论如何以审美的方式观察和评判现实的问题。

    也许我们不能将作为哲学分支的美学与经济学、法学等经验学科相比，要求美学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可操作性，但是，无论如何，美学不能漂浮在空中，以至于只是学者们的自言自语。从这个角度进行审视，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美学虽然也经常涉及一般的文学艺术和审美教育问题，并且形成了像文艺美学、技术美学、审美教育学这样的分支学科，但总体说来，“学院”气依然很重，许多问题的讨论并没有超出纯学术的范围，因此在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中几乎没有产生值得重视的影响。这里，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美学还没有找到切入现实的途径和属于自己的话语。这就是说，美学还没有作为一种本体论去关注人的诗性的生存问题，还没有作为一种认识论去解决审美之如何可能的问题，还没有作为一种价值观去讨论如何以审美的方式观察和评判现实的问题。我们的美学基本上还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的“肯定的美学”，在某些人的美学中，甚至宁愿回到孤独的个体的心灵中，空谈心理结构的“建设”，而不愿意面向现实，拒绝对现实任何意义的批判和否定。

    美学的生命在现实中，美学本质上是批判的否定的。审美活动就客观方面来说，是康德所讲的“无目的而合目的”的活动。作为“无目的”的活动，审美活动区别于认识活动和道德活动，作为“合目的”的活动，却又与认识活动和道德活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美学无论如何不能脱离与社会政治、道德、宗教、文化的纠葛。把潜藏在审美活动中的真、善的因素彰显出来，从而揭示审美活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是美学的天职和基本功能。美学之所以成为批判的否定的，还因为审美活动就主观方面说，本身就具有批判的否定的内在机制。审美活动只有在这些内在机制得到调动并协调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其中，形式是一个因素。它所提供的总是与既定世界不同的异在世界，因而总是具有一种将人们从有限存在中解放出来的功能。肉体是另一个因素。它所提供的信息总比知性和理性丰富得多，鲜活得多，完整得多。在知性与理性因遭到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压抑而扭曲、而异化的情况下，肉体往往能够透出一个不甘沉沦的、反叛的自我。模仿是第三个因素。卢卡奇认为模仿能够通过“目的性中断”将自然“还原为纯粹视觉、听觉和想象的形象”，从而使“拜物化”的自然转化为与人相关并“充满诗意的偶然性”的自然。想象是第四个因素。想象一方面与本我、与肉体、与潜意识相关，另一方面与情感、与爱、与信仰相关，因此，想象所展开的常常是生命中最不安分的另一面。爱是第五个因素。爱是对丑陋、平淡、冷漠、孤独、无聊、仇恨的拒绝和否定。如果说，美是自由的表征，那么，爱就是自由的体验和张扬。只是由于有爱在，我们才渴望并试图改变这个世界。

    二　中国美学缺少对人的整体的把握，缺少爱这个重要的理论维度

    如果我们从现有语言中寻找一个与美相对应的词，以表达促使我们做出美的判断，或由美的判断激起的那种感受和心情，这个词只能是爱。如果说美是作为协调、匀整、完善的整体的表征或象征，那么，爱就是人类趋向整体，克服孤独、分离、疏远的意向和冲动。

    人是个整体，这一点在德谟克利特时代就朦胧地意识到了，“小宇宙”这个概念连同“认识你自己”那段有名的箴言成了检视和考验人们智慧的永恒的话题。人是个整体，遗憾的是，从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有产者与无产者——开始，人就被渐渐地分割开来了。体现在精神领域里，就是肉体与灵魂、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康德和黑格尔试图调节肉体与精神、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为人类的未来寻找一个理想的出路。但是在现实中他们看不到任何可能的前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理性自身或它的外在形式——艺术、宗教和哲学上。歌德和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一个从对艺术反思中，一个从对社会历史的考察中发现人作为整体的现实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马克思相信，人类由分工导致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本质上是个整体，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是可以通过消灭私有制，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三大差别，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来逐步达到的。

    人不仅是“一束知觉”，也不仅是一组符号；不仅是经验的集合体，也不仅是理性的存在物，人是个整体，它自身、它与它所生活的世界都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这就是审美活动之成为可能的根据。因为美的第一个定性就是整体：统一、匀称、秩序、节律、和谐，只有自身是整体的人才可能成为审美的主体。这一点，毕达哥拉斯讲的“内外感应”也许包含了更多的真理。当你面向星空，欣赏星空那种寥廓、幽远、绚丽的美，或者面向大海，品味大海那种浩淼、涌动、壮阔的美，你不是只是看，或者听，同时在闻、嗅、触，甚至你的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都在影响你的情趣和判断。你是用生命的整体与大自然对话和交流。美的魅力，不仅在于它能够冲击我们的直觉，激发我们的想象或者勾起我们的回忆，更在于它能够使我们在物我两忘的情境中回复到整体，消除人与自然的距离，激起和增进对自然和人生的爱。

    关于爱以及爱与美的关系，柏拉图、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休谟、斯宾诺莎、康德、弗罗伊德、马克思·舍勒、乌纳穆诺、弗罗姆等有过许多讨论，中国美学基本上没有涉及。如果我们从现有语言中寻找一个与美相对应的词，以表达促使我们做出美的判断，或由美的判断激起的那种感受和心情，这个词只能是爱。这是潜藏在直觉、想象、愉悦背后的更根本的东西。爱不属于某种器官，不属于某种意念，不属于某种情趣，爱是整个生命对作为整体的自然——它的统一、匀称、秩序、节律、和谐作出的回应。世界上如果没有美，就不会有爱；同样，没有爱，也不会有美。美有优美、壮美、崇高之美、滑稽之美、悲壮凄厉之美、幽默诙谐之美、大美或至美，美是个家族；爱则有性爱、友爱、敬爱、怜爱、博爱、惠爱、大爱或圣爱，爱也是一个家族。如果说美是作为协调、匀整、完善的整体的表征或象征，那么，爱就是人类趋向整体，克服孤独、分离、疏远的意向和冲动。

    三 中国美学缺少形而上的追问，缺少相应信仰的支撑

    超验之美（至美或大美）以及与它相关的超验之爱（圣爱或大爱）都是形而上层面，即信仰领域的事。美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确认并论证这种形而上的追索和信仰之如何可能。

    超验之美（至美或大美）以及与它相关的超验之爱（圣爱或大爱）都是形而上层面，即信仰领域的事。美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确认并论证这种形而上的追索和信仰之如何可能。中国美学从西方美学借鉴了“自由”概念，从传统美学吸取了“天人合一”概念，把它视为审美活动的最高境界和美学的最高旨趣。但是何谓自由？审美自由与生命自由有何区别？何谓“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与人和自然的统一（自然人化）有何区别？至今未有一个完整的阐释，而且，既然涉及到形而上或信仰领域，就有一个超越性的问题，但至少在主流一派美学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与此有关的较深入的讨论。“自由”或“天人合一”因此还只是一种承诺，而不是美学自身的内在目的和逻辑指向。

    美学开始于经验之美（事物之美）与超验之美（美本身）的区分以及超验之美作为一种信仰的确认。超验之美，即美本身虽然从根本上说来自于经验之美，但是，这里讲的经验，不是任何个体的人的哪怕一生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而是人类在千百年中共同经历和体验过的经验。这种经验已经作为“原始意象”先于个人经验沉淀在人们的无意识中，成为人们判断事物之美与丑的先验的尺度。因此，超验之美或美本身的确认不是经验范围的事，而是超验范围的事，是柏拉图以为的“回忆”，实即信仰领域的事。但是，超验之美或美本身作为一种信仰与一般宗教的信仰不同，超验之美与经验之美一样，是由主体与对象两个方面的因素构成的，就对象来讲，超验之美是与同样超验的真、善统一在一起，是理念、道或存在的显现；就主体来讲，超验之美是理性、意志、情感协调在一起，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从经验之美到超验之美，即从感性到理性，从个体到整体，从必然到自由，这是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历史性问题。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要靠改造自然，包括人本身的物质实践。我们相信，无论个体的人或人类，生命是个自我完善的过程；相信心灵在与自然的交往中不断地净化着，相信整个世界会越来越一体化，现代文化所带来的孤独、疏离、迷惘、失语将为人与人之间的更亲密的交流和信任所取代，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史以来的生活实践告诉我们，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人或人类不会没有美和爱，不会拒绝美和爱。

    四 中国美学缺少可以作为依恃的与时代、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审美和艺术发展的总体趋向相适应的完整的哲学

    中国美学需要奠立在哲学的基础上，但是，不是任何哲学，而是植根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能够回应这个时代提出的问题的哲学。

    中国美学，从王国维时候起，一直在寻找着一种可以依恃的哲学。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是康德、叔本华、克罗齐、黑格尔，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马克思，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弗洛伊德、尼采、萨特、海德格尔，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是文化学或文化哲学的冲击，中国美学出现了“去形而上”与所谓多元化的倾向，从而陷入了一种无所依傍、无所适从，随机式与拼盘化的状态。当然，我们不能无视现在依然十分活跃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为基本立足点的主流一派美学，但是，从几位代表人的身上可以看出，实践概念（以及自然人化）本身已经脱离马克思的原典，被赋予了新的个性化的含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剩余价值与劳动异化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理论正在受到质疑或淡出；而且，一些基本问题的立论和阐释与马克思主义几乎没有关系。

    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从来就是隶属于一定的哲学体系的。凡在美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美学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这是因为美学的宗旨和根本出发点是通过对审美现象的研究，探讨和解决感性与理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人的基本生存问题，而它的前提就是将审美活动从人类的全部生命活动中抽象开来，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位；就是将审美活动与认识活动、伦理活动以及其他功利活动区别开来，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将美与真、善在不同层面上的差异与关联揭示出来，以指明它们的不同意义。无疑，这些都属于存在论、认识论方面的问题，需要有一定的哲学的支撑。

    中国美学需要奠立在哲学的基础上，但是，不是任何哲学，而是植根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能够回应这个时代提出的问题的哲学。无疑，开放的、不断充实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依然是中国美学主要的哲学基础。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哲学能够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不仅为科学地探讨感性与理性、人和自然的关系、审美活动与其他生命活动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而且为这些关系的实际解决开辟了道路。所谓开放的、不断充实和发展着的，就是不把自己看成是最后的、僵死的、不可更易的，而是需要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吸纳中外一切新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对已有命题和结论不断进行审视、阐释、修正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在建设中。中国美学为了自身的发展，应该而且必须介入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哲学的建设中。这是中国美学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前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