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原生文化来说，美学是舶来品。美学传入中国以后的学科建设，主要是用本土的美学实践材料来阐释西方美学学科的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高建平先生在2004年提出了“美学（或西方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的区别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当前美学的发展之路，就是要从‘美学在中国’向‘中国美学’发展。”建立不同于中国古典美学又区别于由西方传进的美学的现代中国美学。

    那么，中国现当代美学究竟该如何发展？

    这里的问题首先是出发点问题。高建平先生主张：中国美学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人的审美与艺术实践所提出的理论要求。中国美学必须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来”。他认为个案分析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没有理论前提，我们无法凭空从个案研究中生长出理论来。我们需要做的是把理论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在检验中发展理论，而不是离开已有的理论而走向单纯的对艺术品的体验。”但是有两点似乎需要澄清，第一，作为中国美学建立的基础的“当代中国人的审美与艺术实践所提出的理论要求”是什么？其实，如果我们保持观察立场的一致，就可以看到，中国现当代的审美和艺术实践和中国美学一样，所面临的是西方作为他我在自我中的存在。第二，我们“已有的理论”是什么？如果是指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美学理论，显然与高先生所说的现在是“美学在中国”的基本判断有自相矛盾之处，因为这个判断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理论，而在这里却又主张从“已有的理论”出发。那么这个“已有的理论”的答案只能是高先生先前看成是“美学在中国”的那个中国美学。

    所以，无论如何提出问题，中国美学发展都会转换成当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的问题。中国美学的发展要面向未来，必须参与与世界各国文化的对话，这是我们的必经之途。但是这种对话不仅要面向世界各国，也要面向中国传统文化。“通过美学上的国际对话，我们一方面可能了解当代国际美学的新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种对话的语境中重新省视我们自身的文化遗产，建设我们自己的具有当代性的理论。”这也是高建平先生主张的。

    直面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从现当代已经形成的文化出发。虽然我们的现当代文化接受了许多外来的因素，但它并没有被其他文化所同化，而是形成了一个新的整合的文化。其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形式是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如今的文化已经形成了含有西方和东方因素的新的文化模式。我们要发展中国美学，不应该是另起炉灶，而是在这个语境下，在我们如今的这个文化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我们当前的美学实践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已经被现代化的东西。不能否定我们现在的语境去建立所谓纯粹的中国美学，而只能发展现代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美学。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可以对传统文化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作为文化创造活动，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解构是必需的，因为与遭遇的资本主义文化相比，中国当时带有封建性的传统文化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但是从一元整体的文化观出发对传统文化简单地采取不加分析地弃之不用的态度，则带来了林毓生所说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和古今中外之争的连绵不绝。如此，今天我们仍需要以现代思维方式和知识视野来回望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梳理研究，并进行现代整合与话语转换。我们应当做的是：从我们现有的美学体系出发，去重新省视我们自身的文化遗产，不仅要去审视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究竟在何处，还要进行传统文化的现代话语转换，这需要一些很扎实的工作，像“礼”、“乐”、“气”、“骨”这样一些概念是完全与中国现代美学体系不相衔接的，你不能拿来直接贴在中国现代美学体系上。所以需要我们在范畴转换上下一番真功夫，在古今之间做很好的连接。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美学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是和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对全球化的回应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建立起良好的文化生态，才有可能发挥出中国美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中国未来的文化选择，应当以多维的价值思考为基本方式，继续坚持文化开放态度，对不同源的文化成分兼容并蓄。当然不能排除在文化选择上要趋利避害。必须打破文化迷信，对于无论是传统的还是西方的及其他的文化持以批判的目光，进行有选择的汲取。但是无论如何只有兼容并蓄才能趋利避害，形成“生态共荣”。单一的文化缺乏避害能力，也缺乏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能力，它所生成的是马尔库塞所批评的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生态文化”则由于多种文化因素的杂交、互惠共生，从而产生强大的抗害能力。所以，“文化生态”不是要求文化因子的单一性或无矛盾性，而是要求狼和羊保持生态平衡的多样性的统一。

    多种文化因子的“生态共荣”才能对中国美学提供广阔的生长空间和强力的文化支撑，从而焕发中国美学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