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老子》甲本是汉初黄老术尚未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前，《老子》尚未经典化时期的抄本。抄本的特色由此而生：错讹屡见，抄写粗率。由于未有官方意识的强势介入，其中可能保存有《老子》最初传本的若干信息。

    ◎帛书《老子》乙本是在曹相国以黄老术治国，使《老子》成为资政经典之后，用高手精抄而成。由于帛书《老子》乙本的抄录者对原意理解得略深，对《老子》的关键词、重要思想也就抄录得更准确一些。这对于经典成为众所遵循的真正经典，其意义不言自明。

    ◎长沙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甲、乙两种，出于同一墓穴，使我们获得了极其珍贵的实物材料，帛卷宽度由24厘米增至48厘米，隐含着《老子》的文化价值认知，从一般的子书到进入官方意识形态之经籍的微妙信息，既证明了《老子》被经典化的过程；进而言之，更为重要的，还揭示了汉初社会文化思潮的实际进程。

    所谓经典化，指的是一部典籍的思想、智慧或艺术创造，在其传播接受的过程中，被知识界、甚至整个民族广泛视为文化权威，或学术、艺术高峰，并作为公共的文化遗产来景仰、取法和传承。《老子》的经典化，在西汉初期获得了显著的进展，这为考古新发现所证明。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于1973年出土的全部帛书，总字数在十二万言以上。其中，《老子》甲种5440字，掩损1369字。卷后有古佚书四种，取名《五行》《九守》《明君》《德圣》，均抄录在24厘米宽的帛卷上。《老子》乙种5467字，掩损702字。卷前有古佚书四种，取题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原》，被学术界判为《黄帝四经》，均抄录在48厘米宽的帛卷上。这就是《隋书·经籍志》所说的：“汉时诸子道书之流……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简帛时代有以书籍长短来分辨经传、诸子、杂书的规制，如《论衡·谢短篇》所云：“二尺四寸，圣人文语，……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书解篇》又有“诸子尺书”的说法。因此，帛书《老子》从甲本到乙本，帛卷宽度由24厘米增至48厘米，隐含着《老子》的文化价值认知，从一般的子书到进入官方意识形态之经籍的微妙信息。

    对这些帛书的抄录时间和随葬入土时间进行考察，当可明辨其中奥妙。帛书关于“刑德”的古佚书，留有“今皇帝十一年”“乙巳”的年号记载，此卷可能抄录于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乙巳）。三号墓出土物品中，有标明此墓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的木牍。据马雍先生考证，马王堆二号墓主人为长沙国丞相軑侯利苍，一号墓主人为利苍夫人，三号墓主人则是他们在长沙国当将校的儿子、第二代軑侯利豨的兄弟。西汉初年这些人物和年代，对于我们认识《老子》帛书甲、乙本的抄录和那个时代的《老子》被经典化的过程，甚有裨益。

    帛书甲本关键词：

    非官方意识形态 错讹屡见抄写粗率

    帛书《老子》甲本由于字体属于由篆字向隶字过渡，又不避刘邦之讳，一般认为抄录于楚汉之际到汉高祖时期，或者在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建成，儒学博士叔孙通安排群臣行朝仪，使刘邦感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之前。《老子》乙本的抄录时间，由于避刘邦之讳，当在行朝仪，或刘邦死后的惠帝、吕后时期（公元前194—前180年）到帛书随葬入土的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

    汉初这段时间，王朝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是曹参入相，带来了盛行于齐地的黄老之术。《史记》如此交代黄老之术在齐地传承的脉络：“（乐毅的后人）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又说：“（曹参）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所谓相齐九年，是刘邦封其长子刘肥为齐王的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93年，这一年为汉惠帝二年，萧何死。就在曹参接替萧何入朝为相的这一年，马王堆二号墓主利苍任长沙国丞相，封軑侯，因此他赴任的时候就可能带有黄老之书。齐国丞相曹参以黄老术治国而荣升，长沙国丞相自然也以此为师，这是不言自明的行为。

    但是利苍此行带去的《老子》（甲本）或与刑名阴阳、天文星占一类书所为“诸子尺书”混在一起，乃是他跟随刘邦戎马倥偬，生活始定所抄录，抄手平平，多有笔误，难免粗糙。到长沙国之后，曹相国的黄老风愈刮愈盛，以致汉文帝、窦后对之入迷，后来“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在此风气之下，軑侯利氏父子可能到处搜集《老子》善本，挑选高手抄写，这大概就是軑侯府在有了一本《老子》之后，还费巨资抄录第二本即《老子》帛书乙本的缘由。不然，这个家族有何热忱另备一部更好的《老子》文本？

    准此可知，帛书《老子》甲本是汉初黄老术尚未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前，《老子》尚未经典化时期的抄本。抄本的特色由此而生。由于未有官方意识的强势介入，其中可能保存有《老子》最初传本的若干信息。比如属于今日通行本十八章的这一条：“故大道废，案（安）有仁义。知快（智慧）出，案（安）有大伪。六亲不和，案（安）有畜兹（孝慈）。邦家昏乱，案（安）有贞臣。”这里不仅邦字未有因避讳改为“国”字，而且每句都比通行本多了一个“案（安）”字。多出的这个字意义深刻，表明它没有使大道与仁义、六亲与孝慈相分离，认为前者的废弃与不和，才降而求其次，出现后者；而是认为大道中蕴含着仁义，六亲连带着孝慈。这也许可以看做老子著述留下的痕迹，那时的道，不排斥仁义孝慈，并不存在与后来成为儒家核心概念的这些伦理标准的对立。这些语言痕迹，与郭店《老子》丙组的邦是邦，每句都有“安”是契合的。又如通行本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清人王念孙早就怀疑那个难以解说的“佳”字，乃是“唯”字之讹。果然在帛书甲本相应的一章中，确实如此：“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虽然后面的“有欲者”疑有笔误，但通行本的“佳兵”之误，已被有力地推翻。此类例证，如果仔细比勘，当还可以找到一些，足以证明帛书甲本的可贵。

    另一可贵之处，是它启示我们，上古书籍的流布、转抄、编订和定型，与印刷术发明的宋以后的书籍制度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它的特点是在流布、转抄、编订、定型的过程中，存在着不断发展变化的学术文化思潮元素的介入，或是抄录者有意的增删、润色，或是无意的笔误、错乱，都使原书的字句、形态和风貌发生许多变化。一些博学的学人由于未尝重视这种差异和变化，他们可说是呕心沥血的考证，却在新出土文物文献的证误下，陷入令人遗憾的尴尬。

    马王堆帛书是穿越老子以后三百年的历史风烟的文化遗物，战国思潮的嬗变在此抄本中留下深刻的痕迹。比如帛书甲本有这么一章：“绝声（圣）弃知（智），民利百负（倍）。绝仁弃义，民复畜兹（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除了一些异体字和讹误字之外，与通行本十九章已无差别：“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把圣智、仁义、孝慈等儒家核心观念作为排斥、弃绝的直接对象，显然带有战国中期儒道争鸣的印记。而且很可能是庄子后学转抄时的改动。《庄子》外篇《在宥篇》说：“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天道篇》编造老聃对孔子说：“又何偈偈乎揭仁义？……夫子乱人之性也。”《天运篇》这类言论就更多，如老子对孔子说：“仁义，先王之蘧庐也，只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仁义憯然，乃愤吾心”；“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庄子集解》卷十一、十三、十四）这里把仁义比喻为先王简易的旅舍，鞋子的痕迹，是乱人性、愤吾心的东西，极尽嘲讽、弃绝之能事。因此前人考证“自古代学术思想之系统着眼，说明《老子》书当出《庄子》内篇七篇之后”（钱穆：《庄老通辨》），自其中的某些改动和衍变而言，并非毫无道理。然而以偏概全，忽视先秦书籍传抄体制，终为博学所误。考察郭店简本《老子》甲组，编排在开头的简文转写为今文，就是：“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頫测（盗贼）亡又(无有)。绝伪弃虑，民复季子（孝慈）。”其中并没有对儒家仁义的抨击，排斥儒家仁义乃是道家后学面对儒学的强势崛起，借《老子》文本转抄所作的回应。不能仅凭转抄时的某种改动，就断言《老子》出于《庄子》后，那是站不住脚的。

    从上面引文就可知道，帛书甲本错讹屡见，抄写粗率。由这些粗率错讹之处，我们甚至怀疑，帛书主人以武功晋身，岂是读书种子？他不过是附庸黄老风气，人抄己亦随。因此抄手也就不去精心选择。准此情形，不能由于古抄本保留若干原始之真，就不顾及版本流布的途径和方式，一味地强调愈古老，愈是善本。善不善，首先应看它的由来所自，以及整理者的素养、能力和投入的精力。帛书《老子》甲本，粗率错讹之处俯拾皆是，若无他本参照，简直有点不堪卒读。它的价值，只能存在于以它的古老权威，与他本相参照。

    帛书乙本关键词：

    最古老的《老子》善本 保持经典的准确性

    到了帛书《老子》乙本，抄录发生根本性的改观。这说明新抄本是在曹相国以黄老术治国，使《老子》成为资政经典之后，軑侯向朝廷索得善本，用高手精抄而成。因而可以说，帛书《老子》乙本是今日见到的最古老的《老子》善本。考察乙本的源流，它与由刘向在天禄阁校雠中书而成，并经王弼注而演变成的通行本，不是一个体系之物。而帛书《老子》乙本，与甲本则属于同一体系。这不仅由于两个帛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在具体篇章排列上，“德经”中相当于通行本之四十、四十一章倒置；八十、八十一章移植于六十七章之前；“道经”中二十四章移至二十二章之前，二书的步调完全一致；而且二书的行文用词，也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二者都以“呵”字代替“兮”字，“谷神”均作“浴神”，“百谷王”均作“百浴王”，这说明二书流传系统相近，或乙本抄录时以甲本校勘过。

    另外，相当于通行本的五章的“玄览”，《老子》帛书乙本与甲本一样，均作“玄蓝”；二十章的俗人，均作“鬻人”；二十一章的“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均作“以顺众父，吾何以知众父之然？”只不过甲本的父字，多了人字旁。相当于二十四章的“企者不立”，二书均作“炊者不立”。尤有意思的是，通行本二十八章“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帛书甲本作“为天下溪，恒德不鸡”，乙本把“不鸡”改正为“不离”了，却鬼使神差地在另一个地方重复鸡字：“为天下鸡，恒德不离。”它们为何老是念念不忘那只“鸡”？很可能是以甲本校勘乙本时留下的恍恍惚惚的差错。帛书乙本与甲本在流布渊源上相近，可找出的证据还多，兹不再赘述。

    进而言之，帛书乙本虽然与甲本同源，但在原本的选择和抄手的选择上都明显地高于甲本。甲本的“圣人”皆作“声人”，乙本则废通假而回复原字，只是“圣”字的繁体少了下面的“王”字，那也许是更古老的字体。相当于通行本五十章，帛书甲本为“盖（闻善）执生者，陵行不（辟）矢虎”，乙本则将其两处“矢虎”都改正为“兕虎”，抄录者起码对《诗经·小雅·何草不黄》“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是熟悉的。相当于通行本六十八章，帛书甲本的“不诤之德”，在乙本中改为“不争之德”；相当于七十一章，甲本的“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乙本改为“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此类改动也许有原本的原因，却也说明乙本的抄录者对《老子》的理解更深一些。

    由于帛书《老子》乙本的抄录者对原意理解得略深，对《老子》的关键词、重要思想也就抄录得更准确一些。这对于经典成为众所遵循的真正经典，其意义不言自明。相当于通行本八章，甲本是“上善治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夫唯不静，故无尤”：乙本把“上善治水”改为“上善如水”，把“有静”、“不静”均改为“不争”，这就贴合了老子思想的原义。相当于十六章，甲本作“至虚，极也；守情，表也”，乙本则是“致虚极也，守静督（笃）也”，尤其是“守情”变作“守静”，令人能够更直接地触及老子的真实思想。正是由于了解“守静”在老子思想中的价值，相当于二十六章处，甲本为“（重）为巠根，清为趮君，是以君子众日行，不离甾重”，而乙本则是“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冬（终）日行，不远其甾重”。不要小看变“清”为“静”，这不仅静与躁才能相对应，而且如此才更贴合老子思想，至于“巠”变为“轻”，那是古字变为今字的缘故。当然帛书乙本也有讹误而甲本不误之处，但这种情形极少，衡量二者优劣，大概乙本优于甲本者在十分之八以上，这就使人不由得对之刮目相看了。

    保持经典文本的准确性，是使经典能够恰当地发挥经典作用的基本前提。如果讹误过多，歧义生惑，经典的作用就容易走歪或中邪。上面已列举乙本胜于甲本的六项例证，此外在相当于通行本十二章上，帛书乙本以“五色使人目盲”取代甲本的“目明”，又以“去彼取此”取代了甲本中无法读懂的“去罢耳此”。相当于十九章上，乙本把甲本的“绝声去知，民利百负”换成“绝圣去知，民利百倍”；二十章又把甲本的“我禺人之心”换成“我愚人之心”；三十二章乙本的“天地相合”，也比甲本的“天地相谷”易为人解。尤其是相当于三十七章专门论道与无为之治的要害处，乙本说：“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阗（镇）之以无名之朴。阗（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这里“自化”的化字，已将甲本“上作为、下作心”的两个古僻之字，变换为常用字；两个“朴”字也迥异于甲本的两个“楃”字；静字也没有沿用甲本已误的“情”字。如果短短的这么一章就像甲本那样，出现那么多错字、怪字，侯王就算想守道，又何从而守之？

    结语：

    语言的规范化 最终使经典成为经典

    因此从微观而言，行文的规范化、通用化或准确化，往往成为一个文本成为经典文本的必要条件和标志。从宏观的编辑学而言，帛书《老子》乙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前面，加上被认定为《黄帝四经》的《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种战国黄帝学典籍，遂使这个版本的帛书以编辑的形式，成为西汉初期备受尊崇的黄老之学的经典。《汉书·艺文志》称道家者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卷三十），主要指的就是这种老子学加上黄帝学的安邦治国的意识形态，是西汉初期留下的一份精神遗产。所谓“君人”，可参看《老子》通行本七十章：“言有宗，事有君。”王弼注：“君，万物之主也。”有意思的是，帛书《老子》甲本中，误作“言有君，事有宗”，而乙本已经厘定为“言又（有）宗，事又（有）君”了。这种意义语言的规范化，终于使经典成为经典。

    准于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总结：长沙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甲、乙两种，出于同一墓穴，使我们获得了极其珍贵的实物材料，既证明了《老子》被经典化的过程；进而言之，更为重要的，还揭示了汉初社会文化思潮的实际进程，是由汉高祖时期的黄老与儒家兼杂，尚未确定国家意识形态的经典，演变到汉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期，黄老之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正宗，而儒学在这段时间里相对地被黄老思潮淹没，变作潜流了。考古的重大发现，往往可补救现存文献之阙如，二者参证，推进了对一个王朝创立自身意识形态之正宗的文化生命进程的认知深度。

    帛书《老子》甲本错讹举例

    上古书籍的流布、转抄、编订和定型，与印刷术发明的宋以后的书籍制度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它的特点是在流布、转抄、编订、定型的过程中，存在着不断发展变化的学术文化思潮元素的介入，或是抄录者有意的增删、润色，或是无意的笔误、错乱，都使原书的字句、形态和风貌发生许多变化。此类例子在帛书《老子》甲本中有不少，若无传世文献的参照，以及几种出土文本的互释，那就有许多疑难难以破解了。略举数例如下：

    1.相当于通行本二章，帛书甲本有这样的句子：“高、下之相盈也，意、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是以声人居无为之事。”意声为音声之误，声人为圣人之通假。查郭店简本甲组，意声已作“音圣（声）”，声人已作“圣人”，可见或是帛书所选原本不精，或是抄录出错。

    2.相当于通行本九章，帛书甲本有“功述身芮”，实在不知所云，简甲组作“攻述身退”，似可猜测。到了帛书乙本和通行本之后，才厘定为“功遂身退”。

    3.相当于通行本十二章，帛书甲本说：“五色使人目明，驰骋田腊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行方。五味使人口爽，五音使人耳聋。”这里存在一些错字，古异体字，句子顺序也有倒错。“目明”应是“目盲”，“田腊”应是“田猎”，“行方”应是“行妨”。而“货”字、“爽”字原来都是怪异字。通行本讲完五色、五音、五味之后，再讲“驰骋田猎”、“难得之货”，这种句子顺序也比帛书甲本更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

    4.相当于通行本十三章，帛书甲本写道：“龙辱若惊，贵大梡若身。苛胃龙辱若惊？……何胃贵大梡若身？”一连串的宠辱若惊都将“宠”作“龙”，大患作“大梡”，可能都不是一般的通假，因为郭店简本乙组的宠字，龙字下面加了一个“心”；大患则已用“患”字了。至于把“何谓”，或通假为“何胃”，或错讹为“苛胃”，则是抄手水平，令人不敢恭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