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四川参加一个有关陈子昂的学术研讨会，刚下飞机，猛然看到接站的人举着一个大大的牌子，赫然写着“大唐文宗研讨会”几个字。心下惊疑，怎么陈子昂变唐文宗了？难不成出发前把信息搞错了？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原来会议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大唐文宗陈子昂学术研讨会”。以前只知道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却并不知道他还被誉为“大唐文宗”。这一说法在我心中也激起了诸多疑问：从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到中国诗歌天空的双子星李白、杜甫，再到晚唐的小李杜，唐代诗坛群星闪耀，何以独独陈子昂被誉为“文宗”呢？

    陈子昂以短短的一首《登幽州台歌》名闻千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短短22个字为什么能在诗歌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学思想的支撑？今人研究唐代文学批评史，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是绕不过的一篇。这篇序文同样不长，却集中体现了陈子昂对魏晋以来诗文创作流弊的批评。其中有一段话说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在他看来，晋宋之后的诗歌缺少汉魏诗歌那种充实内容，因而也少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他批评齐梁文学只讲究华丽的辞藻，而缺少深微的情志寄托，因此提倡一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作品。当然，陈子昂之所以会有上述文学主张，和他的政治抱负密不可分。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诗人，同时还是具有卓越的政治远见和才能的政治家。他敢于在武则天面前直言进谏，对武后朝的不少弊政都提出批评意见。但其政治主张并不为当权者采纳，在连连受挫的情况下，他写下了这首充满慷慨之情、耿介之气、愤懑之思、刚健且雄浑的《登幽州台歌》，开启了有唐一代的诗歌革新。李白继承他以复古为革新的理论，进一步完成唐诗革新的历史任务。陈子昂文学思想还影响到了唐代的散文创作，韩愈称赞他：“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他的文艺思想开启了唐宋古文运动的先河。从这个角度说，陈子昂被誉为“大唐文宗”是当之无愧的。

    在文学评论家贺绍俊看来，陈子昂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精髓——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从政是士大夫对自己济世救民的道德理想的实践，另一方面，这种道德理想实践的体验和情感又通过“文”这种方式得到了倾诉和宣泄，从而赋予中国古典文学现实关怀和社会使命的宏大气势。这也是古代强调文以载道的重要原因。从诗人的作品中可以读到政治情怀、社稷精神、忧患意识、人民性、批判性等。这种政治情怀不是去歌功颂德，成为现实的附庸。而是要有主体精神，要是诗意的表达，在不朽名句中能感受到远大理想。贺绍俊指出，由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对古代文学采取彻底否定的革命姿态，因此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基本上处在断裂的状态，两者之间缺乏圆润的过渡。中国古代文学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现当代文学中就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当代文学缺少古代文学的滋养，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显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缝合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文化上的断裂就非常必要了。“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延伸一下，每一个古人都是当代人，当代作家应该虔诚地向古代大诗人、大作家致敬。”在他看来，这也是现在研讨陈子昂最重要的学术意义。

    剧作家魏明伦表示，以前他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和集权专制的政治，文艺不能成为政治的传声筒；但现在反对娱乐化挂帅，文艺不是单纯的娱乐，文艺作品应该有深厚的社会内容。“国家兴亡，胸中雷电；苍生疾苦，笔底波涛。这是我所秉承的文艺态度，和陈子昂的文学精神是共通的。”

    谈及当代文坛现状，评论家何镇邦说，现在的文坛缺钙，腰杆直不起来，向孔方兄下跪，向赵公元帅礼拜，谁出名、谁出畅销书谁就是老大。创作长篇小说，动不动就十多卷、几百万字的篇幅，但几百万字能和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比吗？陈子昂喊出的“文章道弊五百年矣”这样振聋发聩的呼声，几句话比写几百万字还关键。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陈子昂当年处在由初唐向盛唐发展的时期，在文风转变的关键点上，其创作与评论都促进了唐代诗文的发展，千百年后依然让人受益匪浅。当前，中国经济在迅速崛起，文化上呼唤文艺大家、文艺精品的出现，但文艺创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容忽视。当代文艺创作需要怎样的风气？当代文艺批评应该有怎样的标准？这是今人面对陈子昂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