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文学散步

    在预定的日程上，这一天的内容是“文学散步”。可是，从上午十点，由岐阜到达东京之后，我们就几乎一直在跑步。

    似乎应该称这一天的日程为“文学跑步”。

    到东京火车站来接我们的是日本明治学院大学的满田郁夫教授。我的关于中野重治的研究论文正是由大牧先生转给他审阅，然后由他请人翻译再推荐发表的，他担负着日本中野重治研究会东京事务局的行政工作。他事先雇好了两辆出租车，然后就是风驰电掣般的参观：天皇宫外广场、国会大厦、国会图书馆……每一处的逗留，都只能是匆匆浏览。然后我们驱车穿过日本内阁机关最集中的街道。满田的助教应接不暇地指点着，我只能是似见非见地不断点头，真正是“高速车道车轮疾，半日看遍东京花”。

    接着是在明治学院大学外国专家楼的安顿和午餐，紧接着就是下午的日程。满田先是领着我们横穿过两条马路去他的研究室。这座属于他个人所有的研究室藏书丰富，技术装备精良，仅中国的资料就占了一个房间。满田先生是明治学院大学法国文学系教授，但是现在他开的是日本文学史课。一个文科——而且是文学教授，拥有这样一个研究室，这在中国怕是很难想象的。问之经费来源，回答说是来自社会赞助。

    然后是在明治学院大学的见学（参观）。

    明治学院大学是国际上颇有名气的一所高等学府。记得早年读到的一本资料上，记载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要角色就是东渡到这里研习了军事、政治，然后回到中国搅风搅雨，弄出了许多历史故事来。明治学院大学是东京几所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同早稻田、帝国、庆应等大学齐名。它应该是西方迫使日本“开放门户”的一个直接结果。校董事会大多由西方人组成。这些人的油画标准像现在都一一被陈列供奉着。校内建筑造型奇特，充满了西方文化的意趣。图书馆设施的豪华不待言，日本对国民教育投资的高标准我在遥远的福井丸冈町那样小型图书馆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里最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藏书库。偌大的一个书库，所有高大的书架都互相紧贴着成为一个整体。查找时先从电脑查出目录，打出准确位置后再开启电门，你要查找的资料所在的那面书架便会同紧贴它的另一面书架分开，出现一个甬道。这样做，除了维护图书馆资料，也极大地提高了书库面积的利用率。明治学院大学在东京的繁华市区，它所能拓展的空间应该是相当有限的。

    满田教授领着我们楼上楼下、拐弯抹角地“乱窜”。一个地方看完了，听完介绍，转身就走——不是走，是小跑，跑得我们一个个头昏脑胀，大汗淋漓，全无国内那种视察或参观的从容悠哉。翻译陈先生在背后笑着说，领教了吧，这就是典型的日本式工作作风，你们可能不习惯，在他们则是很正常的。我们看满田教授，他像在田径场上竞走般地一路领先，却面不改色，始信陈先生是言不谬。

    在中野重治研究会东京事务局办公室，我们得到了稍事喘息的机会。我们在这里很荣幸地认识了东京学界几位很卓著的学人。接下来是又一轮“文学跑步”。

    我们先去坐了一段地铁，来到一处偏僻而安静的街市。已经开始入夜了，但这里一点感觉不到高峰时间东京地铁的那种繁忙。街道很窄，房屋也大多低矮，甚至灯光也幽幽的。行人不多，店铺静静的。一些店铺门头，吊着中国常见的灯笼，上面写着店铺的字号。满田在一家杂货店门口停下来，介绍说，这是一家从明治时期开始保存下来的老字号了，一百多年来，经营的项目乃至货架柜台都几乎没有变动。听他的口气，这是一件很值得一提的古迹了。说来也是，以它门面的老旧，柜台的高耸，灯光的黯淡，这样的店在中国现在最闭塞的地区怕也不易找到了。此后我们转入了一些更为狭窄昏暗的深巷。巷子像上海的弄堂，古老而虬曲，纵横交错。最窄的地方仅容一人通过，路面时起时伏，有的地方似乎还铺着中国常见的条石。若不是我极力在依稀中辨认出巷口路牌上“三丁目”、“六丁目”之类的字样，我真会以为自己置身在中国的一个古风犹存的小镇上。

    这街区也确实有一个充满古朴乡土气息的名字：本乡。

    这是一个日本文化名人的露天博物馆。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日本明治乃至江户时期作家的遗迹，他（她）们的故居、租赁屋和借宿的旅舍。对所有这些遗迹，当地政府都采取了行政管理措施，或钉上铜牌加以说明，或勒石刻碑以志纪念，并没有因为作家出身的尊卑或政治倾向异同而有所取舍。我在福井丸冈中野重治纪念图书馆发生的疑问似乎有了较为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遗产的珍视是完全可以超越政治偏见的。

    在历史文化名人林立的巷陌里奔走时尚不觉得，一回到大街上，我登时听到饥肠的“辘辘”声。我们好像经由时间隧道从一百年前回到现实世界，有了现实生活的种种需要。偷偷地看表，已经是夜晚八点了。以为满田教授到底应该让我们去近一近人间烟火了，他却把我们领进了街对面的一幢红色牌楼，说，这就是东京帝国大学最早的牌楼。进而他又把我们领进这牌楼，参观起东京大学来。

    在一家酒店楼上的榻榻米上坐下来，已是九点了。

    酒足饭饱之后倦意顿生。再三地敬酒，被敬酒，干杯，又干杯，以为今天的文学跑步即此便划了句号了。没想到出了酒馆，依旧气昂昂的满田教授说，我领你们去新宿。

    新宿是东京红灯区集中的地方。看了一天正统的日本文化，满田教授大约要让我们领略一番常常被我们称之为“腐朽文化”的日本文化的另一个侧面了。我们于是重新抖擞起精神，紧跟了他继续长征。灯海茫茫，我们跟着满田教授疾行，又不知过了几个街区，竟来到一处街心花园。露天咖啡座设在酒吧门外，咖啡座周围是雕塑、喷泉、鲜花。花园上空是纵横交错的高架桥。桥的上空是一幢灯火通明直插夜空的万仞高楼，原来那是东京都厅（市政府）。

    回到明治学院大学国际会馆，已是次日凌晨。一次让人疲惫不堪的文学散步终于结束的时候，我的睡意和倦意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别了，樱之国

    赴日之前，一位朋友特地打电话叮嘱我，如果由东京的成田机场搭机回国，一定要事先弄清航班所在的空港，因为成田有两个空港。

    在日本转了几天，我却把这叮嘱忘到了九霄云外。

    等我们匆匆地推着行李车乘电梯上了空港的四楼，又穿过了辽阔的大厅来到海关时，却被告知我们走错了空港。此间是一空港，而我们的班机在二空港。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下楼。班车到达二空港的时候，离飞机起飞只有不到十五分钟了。一位匆匆前来的日本空姐问，你们是不是搭乘某航班的。那正是我们要上的航班，她弯腰鞠了一躬，就转身让我们跟着她走。我们推上车子就飞奔起来。空姐也跑着，却不时用手往下按着，示意我们不必着急。终于过了海关，另一个空姐又领着我们飞跑。那头一位空姐在海关处向我们鞠躬，说着“多谢”。我也只能挥挥手，连跑边喊一声“沙扬那拉”了。居然还要乘一段路地铁，到出站口，第三位空姐已在迎候着。又上汽车。只载了我们几只天涯离群雁的汽车飞驶着来到跑道入口，进入机舱前，我没有忘记返身看一看机下。正移动着离开飞机的舷梯下面，那第三位空姐正向我们微笑招手。

    飞机终于升空。

    碧波万顷的东京湾在我们脚下展开。海水在海岸上激起高高的浪花，却听不见声音，这就像我起伏的心绪。

    三位空姐显然是接到指令来接送我们的。这让我想起大牧先生在最后把我们交给陈先生的时候，曾是那样的千叮咛、万嘱咐，不得不分别了，目光里仍是写满了惘然和不放心。

    也许正是这种细腻的担忧，使日本社会的公众场合有了许多让人随时可以得到方便的设施，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专门为残疾人提供的服务。在我们所到的城市包括小町的街道、车站、地铁站台，一律有专门为盲人设置的标志：那是一条嵌在地面缀满圆点约三十厘米宽的带状水泥线，离街沿或站台沿约八十厘米，以提醒盲人不致前行失足。陈先生甚至说，一般平民，离家时房门锁与不锁都无所谓，因为很少有失窃的可能。我们在东京的迪斯尼乐园游览，热了，把身上的毛衣、西服及提包、照相机之类一齐放在一辆临时租来的童车上，将童车就放在停放了几百辆同样童车的空场上，然后径去各个游乐场尽兴，大半天之后天已黑了，我们的那辆童车，同其他什么人的几辆童车很零落地留在空场上，上面的衣物一件无损，这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刚开始放下那童车的时候我们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手心却是捏着一把汗的，为了不致显得“土”气才硬着头皮冒了入乡随俗的险，因为别的人都似乎全无我们的这类顾虑。

    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温情脉脉的社会。它的严厉的一面，同样是令人警醒的。时令已近冬季，学生却一律是短裤党，据说有的学校即使下雪，也竭力主张学生穿着短裤抗冻。陈夫人带着她不足四岁的儿子同我们一起坐地铁时，占满了座位的人没有一个起来为了儿童让座。除了因为儿童并未购票因而不必提供座位服务的理由之外，社会并不提倡娇宠儿童怕也是一个原因。陈夫人的儿子在当地上幼儿园，幼儿教育的设备应有尽有，但因为在大城市，儿童无法经常接触自然，幼儿园便常常制造人工泥坑，让幼儿在其中摸爬滚打，幼儿园还专门备有打泥仗的衣服。

    怎样来看待这样一个民族呢？他们温和而强悍；坚忍而灵敏；貌似谦恭而满怀自信，严谨刻板而不失精明；他们与中国人同文同种却又显然秉承了华夏文化更多的优秀成分；他们固守独立品格却不排斥对外来文化大面积、纵深度的改造……我唯一的愿望是我们的国人，对于别国别人的优异，不要仅只是馋涎欲滴地向往，而应该因了别国别人的刺激，切实地来做我们自己的事，自信而后自立，自立而后自强，总要让别国别人来向往我们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