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与“文学”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场域，具有阔大的思想容量、观念张力和阐释弹性。“打工文学”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特有的文学现象。相对于城乡中国前所未有的各种外在的生存矛盾和内在的精神变迁，“打工文学”对它的呈现只能算冰山一角。“打工文学”的生成机制同特定的时代社会语境和丰富的文化语汇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但对于写作而言，“打工”的经历与其本身并非是压倒一切的东西，并非是文学的意义，而只是可以从中创造出意义和意味的元素，有时甚至只是背景。作为写作者，不能从题材的角度来夸大自己写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为批评者，更不能粗暴地认定“打工文学”是对美学的贬抑。

    评介“打工文学”，要从一个初始的问题开始：“打工文学”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起点。界定“打工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是确认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然后认真地观察范围内的事实，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狭义上讲，“打工文学”主要是指“打工作者”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来自底层内部的文学叙述。根据我的阅读和观察，一些“著名作家”创作的“打工文学”主要是“打工小说”（有的评论家将其命名为“底层写作”、“乡下人进城”、“农民工小说”等），与“打工作家”写作的“打工小说”平分秋色势均力敌，有时甚至“影响”更大，颠覆了作家必须“亲历生活”的原则，符合小说作为虚构艺术的要求。但在“打工诗歌”与“打工散文”写作上，“打工诗人”“打工作家”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他们重视对自身生存经验的临摹，倾心于对创作主体生存体验的复述。诗歌与散文是直接传递人类感知的文学样式。“打工作家”尝试处理的是历史语境中诗歌与个人生活的关系，也就是该怎样让自身的生存经验进入写作，并最终化为其精神底色。他们的身心与诗思同在，密榫无间。

    “打工文学”这样的概念被用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作家身上时，是一种权宜之计。写作对作家来说，是一次语言和想像的个人旅行，和任何的批评概念无关。没有作家是带着标签写作的。批评家为了阐释和分析的方便，才用了“打工文学”这个无奈的命名。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被任何命名所框定。对于“打工文学”创作，它有共同的要素，但是具体到不同的作家，对这些要素的运用和发挥是完全不一样的。“打工作家”之间在个性色彩、精神特质、美学趣味上的差异不一而足。一些“打工文学”作品，差异性要超过共同点，尽管这种共同点确实存在。就是对每一位作家而言，他创作风格的形成往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阶段性的特点也往往非常明显。在多音齐鸣、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些个性独具的作家往往游离于整体的、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同其它类型的文学一样，“打工文学”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并不缺少艺术含量较高的文本，而是我们缺少一种发现的精神，或者说缺乏发现的耐心。我想，我们不能从“纯文学”的对立面，对“打工文学”的文学性表示质疑。我们不能以“艺术”“审美”的名义随意贬低“打工文学”，歪曲与遮蔽“打工文学”的文学性。其实，“打工文学”不是因为别人的同情、怜悯、特别关照或降低门槛而进入文学领地的，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就具有了文学的品质。一些优秀的“打工作家”都是“普遍意义”上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特殊性”的作家，他与任何一种类型的作家都是平等的。他们的文学理想和目标绝不仅仅针对那个“打工”环境，而是同样指向文学本身那些永恒的艺术与审美元素。“打工文学”的写作表明，“打工作家”完全胜任于文学这一艺术样式，他们对语言的敏感和对美的信念证明了他们的创造力。“打工文学”的真正缔造者，是文学自身。所谓的艺术并不是知识精英周旋在象牙塔里的专利。

    “打工文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了“纯文学”“先锋文学”等当代中国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一些“打工作家”的作品也可以看作中国当代“纯文学”“先锋文学”的组成部分。如“打工作家”林坚的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就发表在1990年第1期的《花城》杂志上，而《花城》那时是中国“先锋文学”的重镇。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打工作家”成为《人民文学》等所谓纯文学刊物的常客。一个“打工作家”并不仅仅生活在“打工”之中，生活在“此刻”，他生活在一个更大更浩瀚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当今传媒、通讯手段的发展，使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各种不同事物、事件所组成的综合境域之中。不管什么样的文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共通的，彼此间的影响有一个看不见的秘密渠道。中国当代的文学思潮，“打工作家”都敏感地参与了，他们的作品都留下了“纯文学”的影响痕迹。那是他们从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那里得到的深刻馈赠。只是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格局之内，除了王十月、郑小琼外，“打工文学”的“纯文学”写作一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打工文学”的纯文学写作，无法轻松地纳入以市场经济机制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和符号秩序。它们更像是一些边缘性的文化碎片。“打工文学”从来没有、也不曾想成为什么显赫的东西，边缘几乎是它与生俱来的属性。尽管如此，它还是给当代的文学世界注入了一股鲜活的血液，也从以商业利益为逻辑的强势话语当中分割出一方文化空间，为当代文学保持了几许丰富和弹性。

    “打工作家”受着当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带来了自身的视野解放和文体意识的可贵觉醒。“打工文学”由于内容书写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文体学特点。“打工文学”包括“打工小说”“打工诗歌”“打工散文”各种文体，在每一个文体的写作中，都有优异表现者塑造了自己纯粹的文学品质，拥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谱系。“打工作家”充分地意识到文学作为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精神创造现象其自身的结构方式，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他们会选择更切合表达生活、现实、想像和生存直觉的文本、文体形式。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的特征。“打工作家”非常关心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他们的艺术观念和审美形态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一些“打工作家”甚至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多年来，我对“打工文学”的研究，也是从不同文体不同角度进行的，希望达成对“打工文学”的整体性观照与建构。

    阐释与省察“打工文学”，最重要的是要关注文本话语与社会话语间的关联域。面对“打工文学”，我不敢停留在对文本形式结构的分析上。对具体的文本研究是文学研究必要的一个起点，而且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起点。但文本是语言的产物，也是这个世界的产物，与这个世界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看来，“打工文学”研究必须坚持把文本分析视为不可或缺的发轫之处；但是，这些分析并非仅仅盘旋于纸面上，如同猜谜似地拆解字、词、句。我所感兴趣的文本分析必须纵深地考察字、词、句背后种种隐藏的历史冲动、心灵悸动、精神光芒或者詹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我向往自由而独立的表达，看重那些带有内心温度的文字，关心“打工文学”所呈现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处境。很多时候，我感觉到自己与所批评的对象文本形成了默契的应答关系。我非常喜欢克里玛对卡夫卡的总结：“当这个世界陷入战争狂热或革命狂热的时候，当那些自称是作家的人受感于这样的幻觉，认为历史比人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生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当另外一些人认为建立地上的人间天堂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人可能会失去他个人的最后凭借，失去和平和他自己一张安静的床。”我希望自己的批评之矛，能穿透坚硬的话语甲胄，有效地进入对象文本的内部，体悟文本的内在精神状况，发现“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表达对内心丰富性的认识和尊重，向往和捍卫健全的人性，守护个体思与在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