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到吴堡下乡，在乡政府的大院里总能碰到九斤。他一米五左右的个头，身体瘦弱，留着短发，穿一身破旧的衣服，手里端着一大杯热茶，嘴里叼着一支烟，一双深陷的眼睛透着几分惊恐。我原以为他是一个上访户或智力不全的人，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他既不是上访户，也不是痴呆人，而是一个典型的流浪汉。初次见面，他似乎胆怯怕人，见了我总是躲躲闪闪，不敢正视。可是见的多了，他的胆子仿佛大了，主动走近我，向我微笑，并不时打招呼，称我为“干大”。高兴了，还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烟递给我。当我问起他的身世时，他只是摇摇头，张着没有牙齿的嘴巴呵呵笑着，并不作答！

    九斤何许人也？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流浪汉？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并决心问个水落石出。

    九斤姓李，原籍志丹县义正乡余河村。因母亲生下他时足有九斤重，故名“九斤”。在九斤很小的时候，也有一个温暖的家，因为母亲只生了他一个孩子，视他为掌上明珠。可是好景不长，在他8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到了念书年龄的他，却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三年后，父亲又给他找了一个后娘，组建了新的家庭。他的后娘一连给他的父亲生了4个孩子。时间长了，后娘愈来愈不喜欢他，不知怎的，父亲也渐渐疏远了他，并不时对他施以虐待。无奈之下，九斤便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帮助他们放牛、放羊。17岁那年，奶奶去世了，爷爷体弱多病，实在照顾不了他。几年后，爷爷也离开了人世。于是，九斤成了荒野里的一株孤草，任凭风吹雨打，成为地地道道的流浪汉。头几年，他漫无目的地在义正乡附近的村镇游荡，走在哪里行乞在哪里。饿了，就向老乡们讨一口饭吃；渴了，就趴在山沟里喝几口凉水。晚上，不是钻草窑、进牛棚，就是蜷缩在谁家的屋檐下。人熟了，还让他勉强过夜；遇到生人，人家就将他撵出院落。更令他伤心的是，那些调皮娃娃们不但没有同情之心，而且把他当成玩具和笑柄，常常追打着他取乐。因他从小失去教育，加之营养不良，身体单薄，体重只有40公斤，渐渐失去了劳动能力。与常人相比，他智力不全，只能靠乞讨和政府救助为生。

    随后，他又流浪到本县吴堡乡小桥坪村。偶然间，他遇到了自己远房的六妈。她六妈也是一个可怜人，丈夫早年去世，一个儿子业已成家，只有她一个人过着苦焦的生活。六妈见他可怜，便主动收留了他。为使他生活方便，六妈专门腾出一孔窑洞供他居住，经常接济他，给他饭吃，为他缝补破烂的衣衫。而野了心的九斤却怎么也呆不住，白天不是在吴堡乡的街道上乱窜，就是在乡政府院子里转悠，只有晚上才回到住处歇息。久而久之，九斤便成了吴堡乡的一大“名人”。

    九斤虽然出身卑微，地位低下，但他的人缘极好，常常爱帮助别人。一有空儿，不是给张家提水，就是给李家打扫卫生、倒送垃圾。所以，街坊邻居们对他很是友爱，常常将剩余的饭菜送给他吃。看到比自己更困难的人时，九斤便产生了同情之心，就将他讨来积攒下的钱物借给他人使用，有时干脆拿出一部分无偿予以接济。

    乡政府工作繁忙，来来往往的人较多。九斤就主动地帮乡干部看起大门、打扫房屋，从来不借机偷拿东西。乡政府来了客人后，他怕影响政府的形象，便远远地走开了，躲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好奇地张望。他身上总是带着两种不同价格的香烟，上衣口袋里揣的是金卡延安烟，供自己吸用；下衣裤兜里装的是比较好的精品延安烟，显然是给别人准备的。每当见了熟人或客人，他便笑呵呵地从裤兜里抽出一支烟，热情地递上去，并亲自点上火。

    时间长了，我和九斤便成了要好的朋友。我每次来吴堡下乡，不知他怎么一下子就知道了，早早就守候在乡政府院子里。我一下车，他就笑呵呵地走过来，端着一杯热茶让我喝，同时摸出一支精品延安烟给我抽。当我抽着他亲自点燃的香烟并和他握手时，他张着没有牙齿的嘴巴笑得前仰后合，早已高兴得不成样子。我看到他既憨态可掬，又委实可怜，便掏出200元钱给他。可他怎么也不要，远远地跑开了。有一次，我提出要和他照相，却怎么也把他拉不到身边。他害羞地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久久不肯站起。随后，在我的一再请求和别人的劝说下，他才很难为情地站了起来。在正式照相时，他似乎变了一个人，马上来了精神，紧挨着我，站得端端正正，两眼紧紧地盯着相机，配合得非常默契。随着“咔嚓”一声，我和他的合影被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那一瞬。这显然成了他的一种荣耀，逢人便说起和我照相的事儿来。末了，又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笑得前仰后合。

    眼下，九斤已经43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越来越不支。我和乡党委、乡政府的领导商量，欲将他送到镇上的敬老院赡养。可他怎么也不同意。他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呆在敬老院会把他闷死的。

    九斤呀，你咋是这样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