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开天辟地》剧照

    13位平均年龄在28岁的年轻党员，代表全国50余位党员，在1921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而28年后，这个年轻的政党建立了新中国。作为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确定的向中国共产党90华诞献礼的重点项目，电视剧《开天辟地》以浓墨重彩的大手笔，向观众全景式的展示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壮丽画卷。作为国家一级编剧、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艺术指导的邵钧林曾在不同时期创作出《红色摇篮》《井冈山》《决战南京》《DA师》《虎踞钟山》等多部精品力作，此番编剧《开天辟地》，邵钧林面对历史又会有怎样的思考与解读。本报记者日前对其进行了专访。

“历史是有情感的”

    记者：今年反映建党90周年的各种文艺作品非常多，也各有出发点与亮点，您写电视剧《开天辟地》的背景是什么？

    邵钧林：我认为历史是有情感的，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也是人所记载的。但我们作为后人，毕竟没有生活在那段历史里，因此，要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作，首先就面临一个情感转化的问题。还是在两年前的春天，我在江西瑞金组织拍摄电视剧《共和国摇篮》的日子里，上影英皇邀我写一部反映我党建党初期的电视剧以纪念建党90周年。我那时心存疑虑，总觉得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框框多费力大，写一个剧本光看书查资料都得用上小半年时间，而且自己在这个题材领域里已经笔耕了不少年头，对其中的苦衷可以说深有体味，因此经常萌发出“换频道”的念头，要写不如写一点既轻松又叫座的东西，写一点自己所积累的所熟悉的生活，起码也得回归到《DA师》《沙场点兵》等现实军事题材创作的熟路上去。可正在找理由准备谢绝邀请的时候，可以说不经意的几次生活碰撞却使我改变了主意，也使得我对这一命题产生了情感的转化。

    记者：可否具体谈谈其中缘由？

    邵钧林：有一次我与在上海读高中的儿子闲聊，发现我们父子俩竟然都各有一个陌生的地方，儿子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从艺近40年的我不知道那年6月11日周杰伦为宋祖英在北京鸟巢第一次献出的古筝演奏。这件事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我不反对我们的下一代有自己的偶像，而且也应该有偶像，但绝不能只有娱乐偶像。一个不懂得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如果我们的后代不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尤其是革命斗争史，长此以往，民族的文化记忆将被中断，主流文化价值的传播将被淡漠。当时代发展到今天，尤其需要有人有所坚持而“作为”，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进入主流传播渠道，走近青少年，让革命历史成为后人的精神财富。希望能让更多年轻的观众感受信仰的力量，这其实就是我写这部剧的精神动力。

“人物关系就是戏”

    记者：重大题材的创作很容易落入偏重于展示历史事件而忽略人物塑造的套路，请您具体谈谈这部剧的主题和人物设置。

    邵钧林：有位领导在审看《决战南京》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蒋介石4人第一次会面到底是何年何地？当时我没有回答上来，经查史料才知道，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的头一回交叉，是在1924年1月20日由孙中山亲自主持的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会上，当时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蒋介石仅是坐在角落里旁听的列席代表，两人谁也没有想到对方会成为自己一生的政治对手；周恩来与毛泽东神交已久，三次有机会谋面却交臂而过，直到1926年1月才于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聚首广州，两人一起向陈独秀陈言，一起面对面地声讨制造“中山舰事件”的蒋介石，周恩来为此还遭到了蒋介石的软禁；朱德则跑到上海找到陈独秀要求入党遭到婉拒，于1922年10月碾转到欧洲才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党组织，回国后与周恩来等人联手在南昌向叛变革命的蒋介石打响了第一枪，翌年率南昌起义部分部队与毛泽东所率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于井冈山……人物关系就是戏，如此极富戏剧性的真实历史人物关系使我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也产生了许多想象，尽管这些想象似乎是非逻辑的，却使我在一种混沌的状态中对这一题材有了一个新的思想和艺术的发现。

    记者：这种新的思想与艺术发现是什么？

    邵钧林：这个剧本所要再现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有史以来动荡最激烈、斗争最尖锐、变化最深刻的时期。中国的一大批先进分子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亡道路，这中间也不是没有过彷徨和曲折：毛泽东经历了整整两年时间的近乎心力交瘁地自我剖析和扬弃，才终于摆脱开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周恩来曾一度苦闷到极点，甚至想用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思想来摆脱自己内心难以忍受的痛苦；此时的朱德内心充满了屈辱和犯罪感，希望与失望，追求与彷徨，复杂的心境交织，甚至想用吸鸦片来排遣自己的苦闷……可是，当他们经过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个崇高信仰和人生目标的确定，使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尽管这条道路上充满艰难险阻，人生命运跌宕起伏，有着足以让他们改变信仰的种种打击和诱惑，但他们从来没有过游移，也没有过再回头，为了救国兴邦不惜引燃必须以牺牲作为代价的革命烈火，在烈火中搏击，在烈火中抗争，终于也以这烈火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党，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同时也实现了一代伟人的信仰价值，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是信仰的产物”

    记者：作为一部年代剧，在对历史发声的同时还希望在当代得到某种呼应。从您以上的讲述中可以看到您对此思考的深刻。

    邵钧林：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国际地位也空前提升，但生活在盛世的人们面对物质世界自然而然地会更多地注重现实功利。社会责任在萎缩，个人利益在膨胀，积累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慢慢遗失了精神财富。

    我们来看：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开天辟地，正是因为他们信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把这种信仰中国化，走出了一条中华儿女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亡兴邦之路。这便是信仰的产物。而且这种信仰可以让一个人用自己全部的心血彻底投入，甚至不惜将生命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