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世纪的中国文学学术史，“胡适”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名字。他以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诗句自命，实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研究转型期最有影响力的开创引导者之一。他继王国维之后，用考据学的方法研究通俗小说等古代俗文学（或称白话文学）作品，为戏曲小说进入文学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在他之后，许多学者沿其路而扬其波，形成了整理研究古代通俗文学的高潮，郑振铎就是这股潮流中成就卓著的一位。

    然而，翻开1998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郑振铎全集》，除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还能看到《白话文学史》的影响之外，竟很难再找到胡适的影子了。郑振铎有没有受过胡适的影响？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然而这种学术传承为什么在论文中被他刻意回避？个中深意只能为会心者得之。

    据《胡适日记全编》，1921年，亟待改革的商务印书馆多次邀请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任职商务。胡适无意辞去北大教职，但盛情之下有了上海之行，7月18日，抵达商务印书馆的胡适见到了李石岑、郑振铎、沈雁冰和叶圣陶。其时郑振铎尚未成为《小说月报》的主编。此次见面，虽无从考证是否是郑第一次见到胡，但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勉励郑振铎去做一个改良编辑所的意见书，言辞之中颇显师者风范。1923年10月10日，郑振铎与高君箴在上海一品香举行婚礼，胡适亦被邀为观礼嘉宾。反观《郑振铎日记全编》，亦有两人相交记载：1927年郑振铎避难欧洲，欲去巴黎国家图书馆查阅伯希和带去的敦煌文献，胡适就曾从国内邮去介绍信。因为就在此前一年，胡适曾在伯希和的亲自陪同下到国家图书馆影印过敦煌文献，只不过他所侧重注意的是敦煌卷子里的禅宗史料，而郑振铎关注的是俗文学。

    就治学范围与治学方法而言，无论是否直接，郑振铎得胡适之影响寓目可见：郑振铎一生致力于中国俗文学作品的整理与研究，与胡适“白话文学”观念一脉相承；郑振铎采用版本学考据学的方法研究古典小说的演化，得力于胡适的小说考证成果；郑振铎大力提倡的新文学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是胡适鼓吹“整理国故”思想的响应；郑振铎以“清道夫”自拟提议扫除《诗经》研究的意识障碍，也可从胡适那里找到源头……然而，除了《中国俗文学史》直接引用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的论述之外，经过作者本人修订后收入《郑振铎全集》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及各文学论文，均淡化甚至回避了胡适对其的影响，对比此前发表于《小说月报》的原稿，则可明显见出这种刻意的回避：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八章：梁启超说，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为什么这一类的叙事诗会起于六朝呢，他主张，他们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翻译的佛教文学的影响。但有人则反对他的主张。

    “有人”二字在《小说月报》发表时为“胡适之先生”，且《全集》收入版删去了后面一段引用胡适的话。更有甚者，原稿后附的参考书目“八”为《白话文学史》，亦在修订本中被删除。

    《西游记的演化》一文：最大的一个问题，便是，吴承恩本的《西游记》是创作的呢，还是将旧本加以放大的？……鲁迅先生以为吴的《西游记》是有所本的……

    《小说月报》发表时后有一段文字“胡适之先生则极力否认此说。他把吴承恩的地位抬得更高。”此语与后一段引文全删。

    众所周知，胡适一生治学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简扼说来，就是“三术”：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这个方法曾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进程。而郑振铎在1958年做的反思，则恰恰针对这个方法，他说：

    在我的著作中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治学方法……这是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我那时所介绍的“新观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此外还有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强调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把很多东西都看作外国来的……当然，各国文学都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而像我那样强调是不对的，说近代民间文学都是印度影响是不正确的。（强调中国文学的印度影响，在胡适20年代的日记中即有记载。）

    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反省？为什么要着力批判治学方法上的“资产阶级观点”？联想到1958年这个政治气氛相当敏感的时代背景，我们便可释然了。《全集》用的是1957年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郑振铎文集》的底本，而这个版本，正是郑振铎自己于1957年前后亲自修订过的！既然刘大杰能将《中国文学发展史》修改为儒法斗争史，郑振铎抹去他论文中的“胡适痕迹”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欲追寻20世纪学术背景的后来研究者来说，这种刻意回避只是一道做作的轻纱，它遮蔽住了胡适影响在文本中的显性表现，却掩盖不住学术转型期胡适作为引导者的蛛丝马迹，更抹杀不了学术传承链条上的学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