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的一个静静的夜里，一个人写下了这样的诗行：

    浓眉黑须现眼前，

    寂寞今夜更怀念。

    这个人是日本的女歌人山本初枝，她所怀念的人是中国作家鲁迅。

    山本初枝在1932年1月28日发生的那场悲惨的事变之后离开上海回日本。行前，鲁迅曾经写了这样素朴却深情款款的诗送别她：

    战云暂敛残春在，

    重炮清歌两寂然。

    我亦无诗送归棹，

    但从心底祝平安。

    此后便是频频的书信往还和绵绵无尽的怀念。鲁迅给她的信从儿子上幼儿园、兰的栽培到西安的天空已不是唐朝的天空、提倡废除汉字论以及文章的无人问津。山本初枝对鲁迅的怀念则是“笔墨已用罄，难表我深情”。到写出前述诗行的时候，鲁迅已经离开人世了。

    这样的超越地域、超越国界、超越民族、超越政治现实乃至超越生死之限的深情，是怎样的动人。

    如今，当我也在静静的夜里铺开稿纸，一一忆起那些刚刚分别的日本友人，我觉得我是这样真实深切地体会到了山本初枝的那份纯平民的良善诚挚的情怀。

    有缘千里来相会

    那年秋天，日本的岐阜县派了一个几十人的访问团到江西来，其中有四五位是文学的关心者。从日本动身前，他们提出了同江西文学界交流的要求。有关部门让我参与了这次交流。

    那天我们在省外事办公室的会议室谈了一个下午。话题很融洽，谈鲁迅，谈中日文化交往，谈双方的文学现状。共同的语言很多，共同的认识也很多。几位日本朋友中，为首的大牧富士夫先生是一位文艺评论家，先前的职业是中学教师，已经退休了。其他几位都是诗人，先前的职业都是日本国营铁路工人。日本国铁改为了私营，他们却不愿解散自己的“国铁诗人联盟”。几位都出版过自己的作品，但都是自费的。他们说，他们攒了钱就出书，他们不肯放弃对文学和文学使命的追求。他们看不起畅销书作家。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为追求人的精神价值而奋斗。他们说，他们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他们想要作一种探求：是不是在世界的一切地方，人的精神价值都已颓废乃至失落。

    我很感动，感觉他们是我的异国知音。他们说的，正是我已说过并且还要一直说下去的话。

    就有了一见如故的感觉。

    也就有了遗憾：一下午的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一杯清茶。分别时，握一握手，用他们的相机留个影，也就结束了全部程序。而我们原是可以有所准备，做得比这更体面一些、更礼貌一些的。我当时甚至有一种很滑稽的想象：倘若他们是一群政界要员、商业巨子，情形会是怎样的呢？看着他们在薄暮中破旧、喧嚣、肮脏的街道上背负着各自的大包小包踽踽远去的背影，心里甚感沉重。我想，他们同我一样都是寂寞的人，这正是我们相似的命运吧。莫非一切不以市利为鹄的的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就必然无可避免这样的遭际？

    他们走了，留下一片怅然。匆匆相见，匆匆作别，没有相约，也没有期许，从此也就天各一方了吧。

    然而，次年春天，却接到由省外办转来的大牧富士夫先生的信。随信寄来了日本现代作家中野重治的几篇中译本著作。译本前面，有关于中野重治的简要介绍：

    “中野重治（1902—1979），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评论家、诗人，生于福井县坂井郡，1924年进东京帝国大学德国文学系。早在学生时代他就从事进步的政治活动，并开始写作。1926年加入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为开展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而斗争。战后，他曾经领导开展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并于1957年访问我国。”

    中野重治的作品使我感动。以他的经历，其作品被我这样的中国读者所易于接受，是很自然的事情。应大牧先生在信中提出的要求，我很快完成了关于中野重治的研究论文。虽然可供研究的材料有限，虽然只是一得之见，但对中野重治作品精神实质的把握，我还是有一些自信的。

    论文寄到日本，很快就收到大牧先生热情洋溢的回信。他说，论文得到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满田郁夫教授的激赏，已被译成日文在“中野重治研究会”的会刊上发表。“中野重治研究会”是一个全国性团体，其事务局设在东京，主要的活动家是一批日本高校卓有影响的教授、学者、翻译家等。

    夏天，日本朋友们以中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名义，向我发出了访日邀请。

    秋天，访日成为事实。

    走出名古屋空港，早见大牧一行在接机的人群中翘首相望。别后的一年似乎并不存在。大牧在邀请函中称去年秋天为“昨秋”，一切真好像是仅仅过去了一天。

    这里同中国一样，一直都是好天气，晴空澄澈，阳光灿烂。正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扶桑正是秋光好。”车子上了高速公路，我一面应答着显然极兴奋的日本朋友的问话，一面想：这就是缘分吧。

    日本第一夜

    这次访日的日程安排，在两个月前就由日方拟定了。按照这个日程，我们从中国上海搭哪趟班机，几点起飞至我们访问结束，从东京搭哪趟班机，几点起飞回国为止，几乎每一分钟都详细标明了出来，几点几分我们应该在何地点、几点几分我们应该干些什么，毫无疏漏。日方就此征询我的意见的时候，我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很轻松地就同意了。我以为这不过是种例行公事的大致计划，实施起来不可能没有机动性的。

    我的自由散漫的恶习在这个素以纪律和效率著称的国家里受到严峻的制约。

    从走出空港，进入接我们的汽车，驶上高速公路开始，我立刻就感觉到仿佛是卷入了一架完全由电脑操纵的机器。既定的一切如设定程序一样竟是无可有半点游移的。所有具体的活动都在预定的时间里开始和结束。

    抵岐阜的首站是访问中国学术交流中心。这是一幢小巧的五层楼建筑。正面的墙面，饰着中国长城的城垛，唐僧师徒四人取经路上的画像。门前的空地上，立着一尊中国古代仕女的汉白玉雕塑。要不是几位日本朋友的语言时时在提醒我，我一时还难以认定自己已经身处异国。这幢楼是热心中日友好事业的企业家小石先生的私宅兼公司。这个公司有一个极中国化的名字：朝阳株式会社。主要经营中国的工艺品，同时在中国的杭州投资了餐饮业。问之何以没有在江西投资，回答说他们去江西考察过，觉得那里较为保守，许多事办起来不方便。小石先生四十九次到中国，他很熟悉中国，能讲很简单的中国话，能唱很多中国歌，大多是中国“文革”期间的歌曲，唱起来还颇深情。他的兴趣似乎并不在商业上。因为他过于热衷社会活动，主要是中日友好方面的工作，他的夫人对他无心于公司的行为颇有怨言，便自己执掌了朝阳社大权。虽然名义上取缔役会长仍是小石，她只是代表取缔役。“现在我的公司是夫人执政”，小石有些自嘲又有些自得地说。

    中日学术交流中心在朝阳社四楼，占据了整层楼面。中心的几位负责人为我们备下了日本茶道。茶焙干后研成粉末状，冲泡后须同做西点沙拉似地反复搅动，故谓之“抹茶”。色呈翠绿，如深潭水藻然。我不会品茶，但对这种有板有眼的茶道艺术还是感触得到的。接待室的四壁挂满了人体经络图，气功要旨一类，充满了中国国粹的气息。书架则立在楼梯拐弯处，小石特地领我们去看了。里面陈列的，都是中国“文革”时期的书籍，其中有当时出版的小说，如《艳阳天》等。小石说，当时他进了一大批这类的书，打算在日本推销，但不久中国的“文革”就结束了，他也就赔了许多本。我们一行人都带了自己的书来赠送。其中我的长篇小说《裸体问题》引起了他们的议论。在日语中，“裸体”这个词无论是字形还是字义，同汉语都是一致的。他们说，写裸体问题的书也可以出版，可见中国真是开放了（他们显然顾书名而思书义了）。这些书恐怕是要同小石书柜里那些中国“文革”图书放在一起的了，就让它们作为历史变迁的一种佐证吧。

    礼节性拜访仪式在预定的时间结束后，我们才去了宾馆，还来不及洗尽风尘，换好衣服，主人就来接我们了。

    晚上是由中国学术交流中心举办的欢迎恳亲会。欢迎会在岐山会馆举行。上了年纪的第一副会长在致欢迎辞时解释说，“岐山”正源于中国。岐山我是听说过的，在陕西省。相传周初有凤鸣于此，故又名凤凰堆。《诗经》写道：“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副会长又引了李白的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来同我探讨其诗的深意，足见他对中国古文化的兴趣和了解，同时可见唐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

    宴会大厅富丽堂皇，欢迎中国江西作家访问团的巨幅标语耀入眼目，日本料理的宴席也极丰盛。几十位日本朋友中，有耄耋老者、也有青年后生，有企业主、也有工人，有县参议员、也有普通老师。这么多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济济一堂，华宴生春，使我在致答谢辞时实实在在地充满了真挚的感动，而不仅仅是外交的礼貌。我从唐代日本派出遣唐使讲到明治维新之后中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从阿倍仲麻吕和鉴真都终老在对方国家讲到日本怎样影响了鲁迅，鲁迅又怎样影响了日本；从大牧一行对江西的访问讲到作为鲁迅事业继承者的我们怀了怎样真诚的愿望来到岐阜的朋友中间。宴会由开始的拘谨变得轻松起来，日本朋友纷纷发言。一位记者说，他相信中国作家不会忘记劳动人民的利益；一位中学女教师说：她没有到过中国，也是第一次接触中国人。但她知道日本在近代做了对不起中国的事情，她为此道歉。

    我承认，普通国民中间，这样强烈深刻的博爱意识，这样自觉的民族自省精神，我事先是没有想到或没有认真想到过的。

    欢迎宴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按预定的日程应该是两个小时。人们纷纷前来交谈，我同翻译基本上无可进食。一直在上上下下忙碌张罗的大牧先生也跟我们一样没有口福。预定时间超过之后，他再三解释，因为许多人需要发言，不得不多耽误些时间。如果说整个不可更改的日程还是难免有了延宕，这是最突出的一次了。

    然而，这是一种怎样美好的延宕。当物质的时间无法满足情感的时间之后，物质的时间就终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