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人民”和“人文”共处的这座大楼，到80年代，显得相当局促甚至寒伧而且窝囊，实在和这两块金字招牌太不相符。办公室的桌椅板凳，有的甚至能与文学史上的响亮名字相联系，当作文物也无不妨的，可还在不胜负荷地继续为人民服务。然而，我想，每一个作家第一次走进这座陈旧的大楼里，对那无奈的苍老，陈年旧书的气味，都会怀着虔敬之心，我也不能例外。沿着许多同行走过的楼梯，踩着忐忑的步子，走进那条黑黢黢的走廊，然后，一扇门在我眼前打开了。

    阿来：这幢房子因其老与旧符合了我的想象，那种零乱又让我感到了一些失望。但是，就是在这里，我那本曾经四处飘飞的《尘埃落定》，终于在这楼道里的某一间办公室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是这里的幽深与静谧，让这粒尘埃落定下来。但这些办公室都是一模一样，我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就在身边的一间屋子里，有电话声猛烈地响起来。门打开，曾经在成都邓贤家见过一面的高贤均那张笑脸便显现在面前。接着，就在这个面街的窗户里，与这本书相关的这个出版社的人员都相继出现：脚印、周洪之洪、周洪之周、当时《当代》主编何启治，还有拉着我到处见记者的张福海与王晓。大家一起谈天气，谈即将出版的《尘埃落定》。我在灰色布套的沙发里越陷越深，慢慢地觉得这个房间此刻便是我的房间了。

    陈忠实：信发走后，我才确切地意识到《白鹿原》书稿要进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幢高门楼了。几乎在爱好文学并盲目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就知道了北京有一家专门出版文艺书籍的出版社叫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从我阅读过的中外文学书籍的书脊上和扉页上反复加深印象的，高门楼的感觉就是从少年时代形成的。随着人生阅历和文学生活的丰富，这种感觉愈来愈深刻，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这个高门楼无异于文学天宇的圣殿，几乎连在那里出书的梦都不敢做。就在这种没有奢望反而平静切实的心境下，某一日，何启治走到我的面前来了，标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牌子。

    柳建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代编辑与当代文坛的优秀作品和它们的作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冯雪峰和《保卫延安》，巴人和《艳阳天》，楼适夷和《死水微澜》，严文井和《超越自我》，秦兆阳和《青春之歌》《芙蓉镇》，孟伟哉和《故土》，韦君宜和《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将军吟》《沉重的翅膀》，何启治和《古船》《白鹿原》，高贤均和《白鹿原》《尘埃落定》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家们对这些重要作品的贡献，应该属于文学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