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直到乌丝栏。”这是黄庭坚赞颂五代杨凝式《韭花帖》的一首诗；“杨风子”又称“杨少师”，即五代时期赫赫有名的书法家杨凝式。“风”通“疯”，通常指精神失常，行为失态、怪异而不同凡俗。

    从历代书法家、理论家对杨凝式书法作品的评价中，我们了解到：一方面对杨凝式的书法作品，特别是对《韭花帖》表现出的疏朗而秀逸的布局，顿挫而有序的线条，略有欹侧而不失平衡的间架结构，所呈现出的“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杨凝式的书法在创新过程中所显现的不足之处，如杨凝式在他的《夏热帖》《神仙起居帖》等“不衫不履”的书作中，除了“率性而为”的自由抒写外，字形和用笔都存在着一些“生硬”的痕迹，但这并不影响杨凝式对书法艺术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从唐朝末年到后周，一般的说法是杨凝式经历了5个朝代，严格地说应该加上唐朝，就是他历经6个王朝。在古代，70岁的人已很少见了，杨凝式活到了82岁的高龄，有的史书上还说他活到了85岁。杨凝式因为一次偶然的装疯躲过灾祸，从此便以“疯”为处世之法，经历了五代，得以善终，又凭狂放的性格成就了他的书法艺术。

    从表面上看杨凝式是佯狂的，但正是由于他的佯狂和独特性格，在时代转换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他在书法作品中注重抒情的因素，从而开启了宋代“尚意”书风的先河。

    其实，这也是唐代盛极一时的抒情书风的延续和发展。虽然唐代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大家端方正直的楷书几乎达到“法”的完美至极的地步。可是在“达其性情”的绵延流动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局限。张旭、怀素、颜真卿的行、草书对杨凝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当然，由于唐代政治统一和国力昌盛，人们的抒情草书往往寓气魄于严整之中，寄情感于法度之内，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而五代以后由于军阀混战，王朝更迭，社会文化的变迁，以抒发个人哀怨见长和注重个性抒发的书法形式应运而生。杨凝式就是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他佯狂终身，但骨子里却追求“天真烂漫”，只要遇见寺院粉墙，他不再重“法”，用一支毛笔，尽情地挥洒心中块垒。喜欢于众目睽睽之下，在寺观的“蓝墙粉壁”上逞兴作书。每当此际，“箕踞顾视，似若发狂，引笔挥洒，且吟且书，笔与神会，书其壁尽方罢，略无倦怠之色”（张其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可见“杨风子”的放浪形骸于书法中达到解衣磅礴的境地。

    北宋《宣和书谱》等典籍记载“杨凝式喜题壁，居洛阳十几年，两百多寺院均有其壁书，风靡一时”。“如无杨凝式墨迹的寺院，往往会先粉饰其壁，摆放好笔墨、酒肴，专门等杨凝式来题咏。”所以寺院僧人常于未留题咏处，“必先粉饰其壁，洁其下，俟其至”。杨凝式也热衷其事，渐成习性，以至连“垣墙圭缺处”也不放过，把洛下寺观“题记殆遍”，成为洛阳的一大景观。

    然而，今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杨凝式，虽处变革时代，思想未受禁锢，风气宽松，加之去唐未远，也给其在书法上继承优秀传统、冲击颓废旧习、抒发真性情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契机。喜题壁，却极少写尺牍，大量的书法作品是留在洛阳寺观的墙壁上，由于历经战乱，这些感人的豪翰没有留传下来。杨凝式留给今人的，仅有4件墨迹，即《韭花帖》《神仙起居帖》《夏热帖》和《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可作管窥。

    从杨凝式的书法风格上看，他是初学唐代的欧、颜、柳书法，并脱化出来，入晋人格，得“二王”之妙。从存世的作品来看，他是极重感觉来写字的，看似不受约束，随心所欲，纯任天性地去创作；性之所至，胸中块垒随笔而散。但明眼人自当看出他的书法中与众不同之处。

    如《韭花帖》，明显带有行书的韵味，字的大小比较匀称，排列还算整齐，但仔细审察，一点一画，或粗或细，或虚或实，或方或圆，或刚或柔，都似信手拈来，毫无雕饰、造作之感。笔纵墨润，郁勃振迅，字形欹侧，各含动态，而重心却非常稳。他巧妙而自然地把欧字之峭拔与鲁公之外拓交织在一起；结字上把森严、险劲与朴茂、宽绰糅合在一起，加之不激不厉的气势贯穿在疏朗的布局中。《韭花帖》通篇章法清朗，字距的排列上异于前人，行距均拉开至极限，然而其行气纵贯，疏朗空灵，超然神行，表现形式自出机枢，确为鲁公没后又一杰作。

    杨凝式的行、草书也是极具特色，他采取化方为圆、化繁为简的方法，创造出一种个性强烈的书法新貌，他将行、草书写得连绵不断，大小参差，错落跌宕，行笔超脱恣肆，用笔方圆兼备，洒脱劲健，结体或正或侧，不拘常规，章法疏密相间，参差错落，沉着潇洒，从整体看十分协调，呈现出婀娜多姿的形态。这种独具一格的“草书中加行楷，行书中加楷书”、“按其点画如真行，相其气势则狂草”的新意象，既不让人觉得别扭，又显得和谐自然，别具一格。

    书法由唐到宋，杨凝式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性人物，宋四家之首苏轼曾盛赞曰：“自颜、柳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苏东坡离杨凝式不远，况且又不会少见其真迹，言之可信。包括宋四家中以“颠逸”著称的米元章，是师法“二王”的高手，又是眼力极高的“狂士”，但对杨凝式也是倍加赞许。

    清代书论家包世臣在《安吴论书答熙载九问》中说：“望之如狂草，不辨一字，细心求之，则真行相参耳，以真行联缀成册，而使人望为狂草，此其破削之神也。”这个评价很恰当地反映了杨凝式行草书欹侧取态的特点。清代学者杨守敬在《学书迩言·评帖》中说：“杨凝式《神仙起居帖》，脱胎怀素，虽极纵横，而不伤雅道”，“杨凝式《韭花帖》醇古淡雅，实足为三唐之殿，李西台未足以相拟也”。在前者，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感情至上、放浪形骸的名士风度；而在后者，我们所见到的则是一个理性至上的儒雅文人。民国大儒李瑞清说：“杨景度为由唐入宋一重要枢纽。”

    与唐人草书相比，杨凝式被认为“散僧人圣”、“不衫不履”。但这也正是他的独到之处，注重抒情性的线条创新，有强健的笔力，有敏锐而精确的造型能力，有适应和创造千变万化的视觉空间的非凡本领。所以说杨凝式在书法上表现出的新的艺术特色，就是抛弃了唐楷横平竖直、整齐划一的意趣限制的“成法”，继承和发展了晋、唐“狂草”的传统，并使其带上了倾泄个人心中愤郁的抒情特质，是以“意”为之的先行者。

    从杨凝式不同的书法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撞与中和。它造就了杨凝式的书法艺术，也促成了杨凝式对中国书法从唐的“尚法”转换为宋代“尚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没有“杨风子”的高明，就没有后来“尚意”书风的提出和宋四家的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