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当下盛行的“中产阶级趣味写作”，或者“个人日常生活审美化”，农民进城打工的题材创作以其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越来越受到关注。“中产阶级趣味写作”意味着迷恋自我充满优越感的日常生活细节，对现实的理解日趋狭义化，体现了当代文学逐渐失去该有的精神和力量，其中的美学内涵也日趋贫乏。相反，“底层写作”、“打工文学”这些话题则如一剂强心针刺入疲软的当代文坛。郑小琼的《打工，一个沧桑的词》、罗德远的《蚯蚓兄弟》、徐非的《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许强的《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卢卫平的《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等，这些作品就是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表达出文学特有的思想质素和人生细节，那份坚韧的希望、顽强的生存、艰难的悲壮与豪情，直抵社会现实的深处。可以说，农民工书写体现了文学对底层伦理的担当与责任，字里行间涌动着对底层民众的悲悯情怀和人文关怀。
对于很多农民工书写而言，见证意识是一大特征。大部分作家都来自打工群体的一线，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打工经历，见证了农民进城打工的基本生活情状和内心体验。这种经验写作，深深地融入了自己的体温、血液和呼吸，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亲历感。作家将自己的生存体验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结合起来，以一种赤裸裸的触目惊心的原生态风格，发出底层生活最为真切的批判的声音。郑小琼坦言，“文字是软弱无力的，它们不能在现实中改变什么，但是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见证，我是这个事情的见证者，应该把见到的想到的记下来。”许强的《今天下午，一名受伤的女工》、彭易亮的《第九位兄弟断指之后》中，反复出现“疼痛”、“断指”的细节，这些纯粹的文字见证了底层打工生活的苦难和血泪，唤起诗人自身的打工经验和感受。这些作者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加以提升，而是直接贴近底层生活，将其原生态地呈示出来，因而获得了一种与主流文学迥异的“毛茸茸”的打工真实感。他们在为整个打工群体呐喊，为整个群体愤怒，作品体现的是一种为打工群体代言、为他们的利益担当的勇气与责任。在这一点上，农民工书写接续了传统文学中不平则鸣的抗争精神，体现了一种新文学语境下的“人民性”。
作家往往通过众多愁云惨雾的苦难叙事，极尽书写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境遇的苦难，发出农民工乃至整个底层民众的不平情绪，并展现了他们寻找生存空间的迫切。然而，近年来，这种苦难叙述甚至带有迷恋的倾向，似乎每一个农民工都深陷水深火热的生存处境，而他们遭遇的每一个对象，包括包工头、老板、城市警察，甚至整个城市居民，似乎都成为类似于左翼文学中的压迫阶级。他们在城市这个坚硬冰冷的世界中遭遇各种磨难，最后的命运不是死亡就是苍凉地回到乡村世界。这种悲情哭诉的创作格调，一方面在博取读者同情的泪水时赢得了“人文关怀”的高度评价，占据了文学在道义上的高位，最终博取社会和文坛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模式化地走向了为关怀而关怀、为同情而同情的叙述中。他们将苦难叙事往往视为一种文学突破的捷径，或者当下文学追求的时尚。于是这类书写往往在苦难的传奇化、模式化经营中，将道德姿态转变成文学时尚的有力武器，无法真实、深入地表现农民进城谋生的内心挣扎与人性徘徊。
道德化的倾向驱使创作者将自己的情绪泼洒在笔下的人和事上，造成了叙述视角的单一和人物形象的二元对立。在北村的《愤怒》、尤凤伟的《泥鳅》、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等文本中，都是进城农民遭遇城市的挤压，最终以暴力反抗的形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很少关注他们在城市乡村之间的内心纠结。这些小说的主人公似乎只是传统小说中的侠义形象的当代再现，并无太多的超越。同时，这种道德情绪的过于浓烈，造成了文本的内部紧张，他们无法公正客观地看待进城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于是，道德取代了审美，成为文本叙述的唯一尺度，挟持作者在毫无节制的叙述中写人、记事，人物和事件的鲜活与复杂往往被一种道德化的观念所统摄。这样，道德观念的先行，便束缚了文学对人的真实存在的细微刻画，其中的诗意最终被文本中肆意冲决的激情所冲淡，呈现出力量有余、韵味不足的倾向。
一些作家甚至从曾经经历过的革命意识形态中寻求道德的力量，来填补内心的失落与迷惘。王学忠的诗歌《想起毛泽东》《想起那年的红军》，许强的《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等从革命伦理中找到批判的道德资源，“毛泽东”、“红军”等意象，成为当下底层书写的精神寄托和理想支撑。这些道德理想的化身似乎成了拯救底层的精神力量，必然带来文学思维写作的单一化和理念化，无法与当下复杂多元的社会生活相适应，很大程度上构成的只是一种农民工生活的想象性表述。本质上，这是一些底层写作者由于底层身份的低位，强烈的不平衡感和改变自身生存状态的迫切感，形成了文本中浓郁的精神焦虑。这些作品在唤起读者对贫富二元日益分化的体制性改革的关注与思考的同时，呈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二元图景。
文学需要直面社会存在的勇气，需要批判的精神与力量，但不能以道德的姿态来取代审美的追求。当下一些农民工题材的书写，要真正获得诗意的永恒，还需要以作家淡定和超然的心态去勇敢面对底层的生活形态，深入反思农民工多元复杂的生存本质，最终实现文学精神的超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