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当今文艺比作一个生态系统，中国的主旋律文艺就是其中一个“种群”。这个“种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得以正式的命名和确立，催生它的，则是对质疑、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反拨，是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等思想和精神的呼唤和强化。从诞生之日起，主旋律文艺就与国家意志、时代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体上看，今天的主旋律文艺，与“文革”时期单纯地图解政治、以样板戏为代表的文艺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今天的主旋律好比一片茂密繁盛、渐生气象的森林，而昨日的“样板戏”们则不过是几株造型生硬、弱不禁风的假花。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今天的主旋律文艺虽仍以思想教化为己任，但不再直接借助意识形态来维持生命。它已经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在整个文艺生态中正确处理与其他“种群”的关系，才能得以生存和壮大。

    主旋律文艺与大众的通俗的文艺有天然的联系。早在“五四”时期“普罗文学”的艺术主张，延续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创作的规定动作，可见主旋律文艺中早就存在融入大众、吸引大众的文化基因。时至今日的社会转型期，一向对受众欣赏心理十分敏感的主旋律文艺，在近些年发生了许多变化，不断地向大众文艺靠拢，变得更具弹性，富有活力，它注重娱乐性、观赏性，并采用现代商业运作手段，以求得市场的认可。它从单调变为丰富，从说教变为诱导，由灌输变为吸引。像《亮剑》《潜伏》《风声》《十月围城》《建国大业》等影视剧，将革命题材进行现代方式的演绎，得到市场和官方的双重认可，就是典型的例证。这是主旋律文艺在表现方式上的一个进步。但是，与大众文艺这一“种群”的接近，也会不可避免地获得大众文艺基因中的“免疫性缺陷”，这是值得警惕的。相当数量的主旋律文艺作品，不得不受到商业资本力量的裹挟和挤压，不得不去适应分散在社会各阶层的“一般个人”而屈从于“单调、平淡、庸俗”（罗森贝格语），不得不采用类型化、批量复制的手段而无视艺术家的个性和创造力。因此，主旋律文艺的特性要求它不能止步于对市场的低层次迎合，而是抗拒庸俗、低俗，反对媚俗，要超越世俗的表层欲望，实现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在艺术中成就真正的不朽。

    当主旋律文艺强调自己的艺术理想，就比较接近文艺生态界的另一种群——精英主义的文艺。这一“种群”生长于“纯文学”的概念，主张启蒙立场，推崇自由价值，突出审美特质，标举批判精神。在它看来，某些主旋律文艺作品属于被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的机械复制的、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品位低下的文化商品。这样，主旋律文艺与精英主义文艺就处于一种微妙的对立：主旋律文艺得到主流意识形态强有力的支持，却渴望着获得文化精英的认同和接纳。因为文化精英在艺术王国里拥有评判高下、裁决优劣的权威——这权威来自于悠久的文学艺术史和文艺批评史提供的学术资源，更来自于它在现实面前所秉持的自由原则和独立精神。其实，主旋律文艺与精英主义文艺颇具有根系相缠、枝叶相映的可能。精英主义文艺有关注民生、干预现实的诉求，与主旋律文艺殊途同归，不谋而合。而主旋律文艺要想获得它所期盼的主导地位，就要扩充自己的精神内涵，改变习惯性的“说教”气质，宽容甚至倡导个性化形象的存在。精英主义文艺的存在，至少为主旋律文艺提供了一个参考的坐标，也为它设定了一个发展的向度，那就是要用更深邃的精神烛照、更丰富的艺术手段，达到特定的教化效果。

    今天的中国，时刻处于全球的背景之下。在世界文艺的生态大系统中，包括主旋律文艺在内的中国主流文艺是不能无语和缺席的。而要处理好与世界文艺的生态关系，主旋律文艺一方面要保持自己既有的精神内核，还要融汇吸收更加合乎人性、更加普世的价值观念。但是，越是在这种“他者”的对比之下，主旋律文艺越要强调自己的特质，警惕在西方化、同质化、平庸化中被大众所边缘化。相比之下，无论是在商业化中易于随波逐流的大众文艺，还是有心无力、居于边缘的精英主义文艺，都无法筑起这道堤坝。在文艺民族性的保卫战中，主旋律文艺应当转化为一种中国时代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有着高度文化自信力的表达方式，从而可以与世界平等对话，与西方话语分庭抗礼。我们的主旋律文艺要以塑造中国人形象和心灵为己任，而不能为了适应西方人对中国有限的理解力制造伪民俗、伪人格、伪伦理、伪道德。我们的主旋律文艺要成为中国文艺传统和文艺特质的守护者和传承者，而不是打着“与世界接轨”的名义成为它的毁灭者和终结者。因为只有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只有体现出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只有充分反映中国人的心灵特质，中国的文艺才会在世界文艺中得到尊重和荣光，才能以不可缺少的一极的地位身份巍然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昂然跃进于伟大的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