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20年代最早的上海民间音乐社团“大同乐会”到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在众多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做出贡献的人物中，彭修文无疑是贡献最突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生前执棒中国广播民族乐团43年之久，以移植、改编、创作等手法，几乎遍尝了合奏、组曲、套曲、协奏曲、交响诗、交响乐等音乐体裁和各类乐队的组合形式，创作编写出了《瑶族舞曲》《彩云追月》《月儿高》《花好月圆》《丰收锣鼓》《乱云飞》《流水操》等四五百首作品，使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更加完善和规范，为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纪念彭修文诞辰80周年、逝世15周年的时候，本报特发此稿，对彭修文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进行梳理，以期对民族音乐的后继者有所启迪，更好地推进民族音乐发展。
——编 者
他留下一份宝贵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
——彭修文与民族管弦乐艺术
为民族管弦乐赢得立身之本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历史并不长，这种在20世纪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乐队形式拓宽了中国音乐的表现范围。但它也存在着在训练乐队方面难度大、乐器个性强烈、声音不够厚实、缺乏好的共鸣和振动、各个声部之间的平衡较难协调等问题。乐队是群体性的艺术，需要的是群感和相对的统一，音色的和谐以及整体感等等，而这些对于“年轻”的民族管弦乐队来说存在着相当的难度。人们对民族管弦乐队的形式曾经有着许多的思考和争论，学术界对它存在的文化价值也有所质疑。彭修文先生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能以执着的精神、坚强的意志力和对民族音乐的深厚修养不断地创造、改编出大量优秀的作品，排演出不同寻常、具有独特价值的民族音乐文化呈现给世人。每当中国的民族管弦乐事业面临困境的时候，彭修文先生总能挺身而出，用事实证明中国民族管弦乐的文化价值和它在艺术上的美，在他指挥下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所演奏出的音乐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乐团高度默契，既能演奏大气磅礴、极具气势的作品，如：幻想曲《秦·兵马俑》《第一交响乐——金陵》等，又能够很好地演奏典雅细腻、优美动听的乐曲，如《月儿高》《春江花月夜》等，深受听众的喜爱并在海内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致于后来许多乐团的成立也是受到了彭先生以及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这种影响。
从上世纪40年代起，彭修文先生便开始了他民族音乐艺术的生涯。他用他手中的笔记录着岁月的流逝，思考着人生社会的变化，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用他手中的指挥棒挥洒着时代的乐章，表现着丰富多彩的世界，一曲曲动人的旋律感染和影响了许多人。他习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谱，广泛借鉴各类音乐艺术之所长，并能融会贯通、创造性的运用于民族管弦乐队当中。在他所诠释的音乐作品中十分注重艺术的形象思维和意境，其构思深邃、独具匠心，表现音乐作品深刻、老到，善于采用“以情感人”、“情景交融”的手法；他的艺术风格雄浑大度、严谨细腻，富于激情和感染力，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体现出中国民族音乐特有的气派、风格和韵味。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他与众多的前辈们为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闯出了一条崭新的路子。
把传统音乐精神融入民族管弦乐队
我有幸在彭修文先生的指挥棒下弹奏了十几年的琵琶，在乐队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面对音乐中的种种困惑，先生常常给予耐心地解答，使我辈受益匪浅。与彭修文先生接触，我有如下感受：一是他那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二是他广博的中西音乐文化知识和对民族管弦乐艺术不懈地创新精神。这种看似相反、实则相成的两极统一，构成了他独特的艺术特征。作为一个民族音乐指挥家，彭先生一生都在研究和挖掘传统音乐的精神内涵并创造性地运用于民族管弦乐队之中。中国的民族音乐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变化，有了许多的表述方式，它有着独特的精神文化和美学特征；民族管弦乐队中的琵琶、二胡、笛子、笙、唢呐等乐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演奏技法，其中的“推、挽、淖、注、吟、揉、拂、扫、滑、抹”等等技法能构建出气韵生动的音乐世界，阳刚阴柔之美，乐音噪声结合之美，浓淡、虚实、缓急、轻重等的表现特征里无不浸淫着中国美学的精神，这在民族管弦乐音乐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是十分讲究韵味的，“韵味”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它一是指通过某种乐音表现出来但却超越了音乐形态本身的精神内涵，审美个性以及某种类似风格的东西。二是指通过音渐变的过程体现出来的音高、音色、力度的微妙变化，演奏中国音乐有没有韵味、味道正不正，往往是衡量一个音乐家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方面。彭先生曾谈到：“演奏中国的传统音乐从谱面上有时候是很难全面地掌握它的。中国音乐讲究含蓄、内敛并有许多意味深长的地方，对待传统音乐应该长期的浸染，认真地学习和感悟，体会其中的精神内涵，一个中国音乐家应该学几件民族乐器、学几套戏曲和民间音乐中的锣鼓、背几出戏……”。正如先生所言，先生早年学习二胡、琵琶并对戏曲和民间音乐有着广泛的涉猎。弦乐的绵绵不绝如蚕吐丝，如丝如缕、如泣如诉；弹拨乐的清脆、灵动、颗粒性，恰似珠落玉盘；管乐器的粗犷、明亮、高亢和激昂；打击乐的雄壮、振人心魄的金鼓之声以及演奏戏曲音乐中的“猴皮筋”和行腔做韵等等……中国乐器的特质是什么？中国音乐美在哪里？民族管弦乐的文化价值何在？如何为它创作作品？如何发掘它的潜能？先生可谓下了大功夫，进行过深入研究和琢磨。他编配的《春江花月夜》沉静而优雅、意境深邃，犹如色彩柔和、清丽淡雅的山水长卷，引人入胜；他棒下的《月儿高》似仙乐飘落人间，亦真亦幻，亭台楼阁，笙歌飘飘，碧空如洗，繁星点点；二胡与乐队的《二泉映月》在乐队的烘托下更多了几分苍凉与感叹和面对人生的无奈；而管子与乐队的《江河水》则宣泄着呼天抢地、悲痛欲绝地情感，听来催人泪下……这些作品是彭修文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民族管弦乐队的特点精心编配的，作品既很好地继承了前人的艺术创造并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经先生诠释后的作品显得更加洗练、音色变化更为丰富、音乐富有层次感，其进行更有逻辑和条理，具有更强的可听性，我认为在一定的程度上超越了原作品的表现性。仔细聆听这些作品能感受到彭先生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在其音乐中所表现出的那种“风骨”，这种“风骨”在悲愤、激越的乐曲中，在优美、恬静的旋律里，在婉转典雅、活泼欢快的音韵中都有所体现；它是一种生命力的显现，是人生和艺术的结晶，是在经历了岁月的积淀和人生的种种阅历后所获得的——不经刻苦地修炼难以达到大师之境界，此令人感慨万分！
用创新挖掘民族管弦乐潜能
在追索传统以外，彭先生在不断地创新并显示了非凡的创造能力。在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交响化、国际化、现代化的各种声音中，彭先生提倡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交响性。他认为，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虽然借鉴了许多西方交响乐队的东西，但并不雷同于它们，也不是它的翻版。因为众多的民族乐器组合在一起本身就具有广泛的表现潜能，里面有许多可挖掘的东西，我们要善于挖掘并追求中国音乐独特的文化价值并能够把它体现出来，所谓合而不同、各美其美也。
多年来，彭先生创作了众多的艺术作品，但这些作品如何让它通过好的音响效果——即乐队好的“动静儿”传达给世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彭先生几十年来在不断研究、不断改进、不断调整的重要工作。谈音乐，核心离不开音的呈现，否则，乃纸上谈兵。中国的乐器一般声音较为单薄、个性较强，乐队队员平时主要也是以练习独奏乐曲为主。在演奏方法上花样繁多，流派纷呈，各不相同。以往在记谱上也是只记骨干谱，“血肉”（指演奏者的即兴发挥）概由演奏者自行添加，二度创作的空间颇大，但有时也会显得“离谱”。而乐队的演奏是以整齐、统一、和谐为基础的，几十个人要在同一个节奏点上、在感觉上要互相“靠”，方能呈现出好的音响效果来。面对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以及人们审美要求的日渐提高，彭先生深感所肩负的重任，在民族管弦乐队的训练方面孜孜以求、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训练乐队重视音乐内涵
我认为彭先生在训练乐队方面有如下特点：
彭先生在每次排练前都做充分的案头工作，针对所排练的乐曲他都会尽量地搜集有关资料，进行细心的分析和研究；面对排练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问题能很快地梳理出条理，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明了化，使乐队队员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应如何去做。
彭先生在排练时非常讲究排练的语言和排练的方法。他讲解问题透彻明了，使人们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往往能够一语道破其症结所在。通常他在排练时非常严厉，对待艺术绝对一丝不苟。
“——两个琵琶都弹不整齐！”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乐团排练时彭先生说的一句话，当时我深感紧张，排练结束后回家狂练了4个小时。
“——单独出去练习15分钟！”当然这是针对另一声部同事说的，也是我听过的彭先生在排练时最严厉的语言了。
但是，彭先生在排练时并不主张单独抽查，在他貌似严厉的态度下着实有着对乐队队员们相当的尊敬，一般他都会给队员们留下一些空间和余地。在彭先生所营造的气氛之中队员们也会非常自觉地、投入地去配合他的指挥。
彭先生对民族管弦乐队中的乐器了如指掌，许多的乐器他都能信手拈来并当场做出示范。在我的印象中，他经常把乐队首席的乐器拿过来给大家演奏，把音乐的大意传达给队员们。乐队中的乐器应该出什么样的“动静儿”、群感如何、声部与声部之间的交接等，他都能够有明确细致的解说，他强调规范、统一与和谐，对于每个声部的基本演奏和发声方法，彭先生都有明确和具体的要求。比如：对琵琶声部他要求声音要非常纯净、明亮、有弹性，不能有一点杂音；而对中阮他要求使用指甲弹奏，以更好地符合地对音色方面的想法。在排练中，他还延用了传统音乐中“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因为中国音乐有很多细微的东西在谱面上是无法反应出来的，以他多年的对中国音乐文化的感悟、体验在音乐处理中往往有着画龙点睛之笔。另外，彭先生在排练时也常常会带上录音机，录制下排练时的音响效果，以便回去后进一步地研究，然后比较、选择出最佳的处理方法。他曾跟我说：“排练时的音乐状态和回到家里冷静下来聆听时的感觉有时候是不一样的。”他希望每次演出的音乐都像录制唱片一样经得起推敲。
彭先生不仅对乐队中的乐器了如指掌，也对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每个队员的业务情况十分了解，许多作品可谓是“量身定做”，使演奏者演奏起来得心应手，并发挥出其高超的技艺来。比如：二胡与乐队《二泉映月》就是根据名家王国潼的演奏特点进行编配的；管子与乐队《江河水》是根据尖子演员李国英的演奏风格而编配；柳琴与乐队《幽燕春早》当年是为了培养张大森团长而编配的；琵琶与乐队《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当时也是为了培养我这个年轻人、且根据我那时被称为“琵琶快手”的演奏状态而编配的。另外，在对一些作品的处理中他也带有一定的即兴成分，随时根据排练的效果进行乐谱的调整，以使音乐的表现达到更好的效果，比如说他早年编配的《花好月圆》与后来演奏的版本是有很大差别的。
彭先生对乐队的训练不仅善于解决民乐队中的各种技术问题，而更多的是带给人们所演绎乐曲中的音乐内涵以及它的文化特征。他十分讲究音乐的韵味、讲究乐队的音色和层次感，诠释出的音乐非常细腻、动人；他并不刻意追求乐队的张弛度，在一些作品里面则更多的表现出中国音乐中那恬淡、空灵的意境。他晚年所诠释的作品速度一般更为缓慢，你在其中能够体会和感悟到更加深邃的东西，那种印记至今会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
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令世界瞩目。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多次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彭先生的作品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深得人们的好评。由此，我回想起早年彭先生作为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时，在一次会上对同行们所讲到的：“我们从事民族管弦乐的人，要实干、苦干——拿出真正好的东西奉献给广大听众。”的确，艺术是没有止境的，它自有它的规律性，按照彭先生的话来讲我们需要不断地修炼自我，方能更上一层楼。民族管弦乐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包含着方方面面的因素，人们需要的是很好的协作、配合及沟通，可以说它是一个艰苦而复杂的工作，它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老师彭修文先生，并衷心希望我们的民族管弦乐事业能够蓬勃发展。
（作者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琵琶首席、弹拨乐声部长，国家一级演奏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