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30年前的1981年春，我们在湖北省宜昌市彩陶厂为武汉东湖宾馆宴会厅烧制陶版壁画《楚乐》，工作的后期，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在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的陪同下到宜昌视察，依据行程安排来看看我们正在制作的壁画。

    在此之前，李先念每次来武汉，均下榻武汉东湖宾馆。一次，他对东湖宾馆提出批评，说宾馆缺乏文化气氛。而在此时，我与程犁在湖北省美术院工作，当时，“开放”的程度还不够，美术创作的方式还有一些“文革”的惯性，作品的出路也很狭窄。在美术院油画组的一次讨论会上，大家忽然谈到一个话题，那就是参加当时全国美展的得失。大家谈到，中国的画家们所有的努力和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参加五年一度的全国美展，影响、荣誉全系于此。省、地、市、县层层动员，创作出的作品数以万计，最后能入选的真是凤毛麟角，有人形容其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参加全国美展的作品少数为中国美术馆所收藏，其他的则退回、入库，再也难见天日。落选作品堆积如山，更是无人问津。这与“艺术为人民服务”的主张不是相悖的吗？

    讨论时，有人翻开刚到的《人民日报》，读到北京首都机场创作了一批壁画的消息，大家振奋起来——我们何不创作壁画？让绘画与建筑同在，每天与人见面，让绘画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中发展。

    当时就决定派人出去“找墙面”。那时武汉新的建筑项目不多，更没有对壁画的感知与要求。后来找到了东湖宾馆，得到响应，他们正在为营造宾馆的“文化气氛”动脑筋，所以对我们画壁画的建议表示欢迎——既然画家们找上门来，就试试吧。

    我们很兴奋，立即做出规划，并投入创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的第一件壁画作品《楚乐》产生了。同时完成的还有另两幅作品。未曾想到，这竟成为湖北当代壁画创作的发端。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湖宾馆的壁画，以及湖北当代壁画的缘起，与李先念来湖北时要求接待单位增加些“文化气氛”有直接关系。

    当时分管接待工作的是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申兴国，他对我们的壁画支持力度很大，趁李先念这次视察宜昌，请他看看我们努力的成果。

    陶版壁画《楚乐》由1144块28厘米见方的经刻绘的高温釉陶版组成，当时已烧成大部分。我们将这些烧成品从工厂运到宜昌市的桃花岭饭店，铺满了大餐厅的地面，等待李先念到来。

    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一个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勋，那种气度真令人难忘。他身材高，背微弯，一身挺括的深蓝色中山装，敞着上装，谈笑风生而认真地看着我，说起话来很平易。

    他看了一会儿地面上由陶版拼成的画面，要我们和他一起坐下来，首先提问：“你们知道‘长袖善舞’的政治含义是什么吗？”

    这是一幅表现2400年前楚地音乐歌舞的画，我们在创作时从没有想过其政治含义，所以一时语塞。这时，程犁灵机一动：“您是政治家，还是请您说说吧。”他微微一笑说：“‘长袖善舞’的政治含义就是不仅要善于打得出去，还要善于收得回来！”一边还做出有力的手势。接着，他对程犁发问：“那艺术含义呢？”程犁说：“长袖的舞动如行云，如流水。”他点点头表示认可。

    他又问道：“首都机场的壁画你们看过了吗？画‘泼水节’那幅画你们怎么看？”我知道他指的是袁运生所作的丙烯壁画《生命的赞歌——欢乐的泼水节》，就说：“这幅画非常好，但有人对画面出现裸体有异议。”他说：“画裸体没有什么嘛，人不都是那样嘛！”那时，“文革”结束不久，袁先生的画触及了以往的“禁区”，我们与李先念的谈话也忽然触及了敏感的话题，本想再深问一下他的意见，不想有人来催他动身，他站起来与我们握手告别了。

    我们把铺在地上的陶版收起来时，一个女孩蹲在地上边帮我们一块一块地收拾边嘀咕：“这老头，看这么一下要别人这么麻烦！”旁人告诉我，她叫李紫阳，是先念同志的女儿，出生在武昌紫阳湖畔。

    1983年，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陶版壁画《楚乐》后来获1984年全国第六届美展金质奖章。2008年东湖宾馆改建，宾馆领导将此画交给所谓的“爱好者”，允许他们将壁画从墙上切割下来，据说，宾馆仅收了5000元切割机的电费，这些陶版被切割者转卖到江西景德镇，为私人所有。我们得知后多方反映意见未果，感到很无奈。《楚乐》是我国、我省一个时代的艺术成果，是国家的文化财产，其遭遇令人深思。

    连《楚乐》这样一件被普遍认定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作品都不能受到保护，可见一些部门和人员文化价值观的缺失。由此想到木工出身的老一辈革命家李先念当年对文化艺术的重视与提倡、对艺术家的尊重与爱护是多么值得我们敬仰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