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化艺术界正在自觉地展开针对庸俗风气的文化批判。“三俗”不仅仅是文化和艺术领域的一种现象，它其实更是一个缺失向上的精神诉求、以娱乐狂欢取代艺术审美的社会现象，是拜物观念和享乐至上主义甚嚣尘上在文化领域的折射。“三俗”之害在于，它迁就甚至利用了较低层次的艺术趣味，这对一个追求雅正文化的古老民族的精神生活将构成根本性伤害，对当下以及未来民众的精神素质和审美能力也是一种隐患。

    “三俗”文化的泛滥有一个前提，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的严重曲解。这种观念认为，既然通俗文化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首要的位置和极强的辐射力，所以人民群众欢迎的艺术只能属于通俗文化，这种观点把庸俗、低俗、媚俗划归到通俗的领域中去；同时，认为凡是在艺术表达和艺术本体方面有着较高追求的文艺创作，就属于贵族艺术、高雅艺术，甚至是圈子艺术、沙龙艺术，属于书斋和象牙塔，不在人民群众的欣赏之列。这种观念固然能够防止主旋律文艺穿上为艺术而艺术的红舞鞋，但是在客观上，又导致了对于主旋律文艺的窄化，事实上限制了主旋律文艺追求更高的精神取向和艺术维度。“三俗”文艺的泛滥对当代文艺工作者做出了警示：主旋律创作不能盲目追求市场所代表的人数之众、潮流之新，更不能因此舍弃对于精神深度和审美高度的坚守。主旋律文艺应向通俗文艺学习如何贴近基层人民群众的精神现实，学习运用通俗易懂的艺术语言，同时也应该追求独属于艺术的原创性和审美维度、情感力量。这无疑是一个极高的要求，然而唯有这样，才能不将其窄化和孤立，才能最大限度地延展主旋律文艺作为艺术表现的可能，才能更好地表现健康向上的主流价值，传播有益于人民群众的文化观念。

    当下，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思考：如何增强主旋律文艺创作的魅力？这种魅力应来源于两个维度上的更新和嬗变：精神性诉求和艺术性追求。在精神和艺术的双重维度上，主旋律创作都应具备吐故纳新的能力。

    一方面，主旋律创作的思想性、精神性内容应立足于当代人的心灵现实，引领和主导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和审美活动，应致力于构筑时代潮流中的当代人的心灵史诗，同时也应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诉求，在价值认同和文化记忆中汲取养料。

    必须认识到，在当代，艺术面对着很多一直以来固化了的历史范畴，需要作出属于当下的、全新的诠释——这种诠释并非出自某些作者、学者、思想界人士的倡导，而是出自当下的现实，要建立在与当代人同步的思想认识基础之上。在这里，有一个电影方面的现象可以作为例证。2008年《集结号》和2009年的《十月围城》热映，在对这两部电影的解读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对于革命者“革命动机”的新的解释：从政治任务的外在要求转换为民间伦理的个体生命诉求。尤其是《十月围城》，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宣告了大众/市民/草根阶层作为革命主体形象在银幕上的隆重登场。有研究者指出，片中人的革命动机，并不在于对革命大义的认识，而是各有其出自伦理的原因。父子、主仆、夫妻、朋友……各类人伦关系当中的价值体认和价值完成，促使他们做出了革命的义举。在民间文化中长期主导并且在当代仍然盛行的人伦精神，就这样取代了影片中革命者宣扬的世界大同理论，从而给了每个革命者一个个人化的、具体的理由。这样的演绎，有意无意中拉近了革命理论与小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间的遥远距离。这部电影最终收获了票房和口碑的双方认同，原因即在这里。

    也许是因为，主旋律创作一度给人的印象是刻板、僵化，所以很多观众包括专家学者，都对这些初步取得商业成功的影视剧的“主旋律身份”报以怀疑，似乎如果不进行直接的政治教化，就不可能构成主旋律。而符合这既定的“主旋律”规范的艺术作品，却往往受到观众的冷落。实际上，主旋律的精神性内核内在地要求一种吐故纳新的能力，因为只有立足于真实的人间土层之上，才能反映作为社会主体的当代人民群众的真正需求。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时代跃进、社会发展、思想观念的更新嬗变，这些都要求在艺术王国中得到表现的疆域。说到底，文艺创作是一种精神活动，如果没有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的活力，将不会激发当代人的情感和共鸣，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社会生活的巨大表现空间，文艺创作如果始终落后甚至放弃，等于宣告了当代艺术家用艺术把握现实的能力正在萎缩和退化，更谈不上实现昂扬向上的价值诉求。

    另一方面，主旋律创作应不断地追求艺术原创性与超越性。

    主旋律文艺与世间任何艺术样式一样，必须克服模式化倾向，打破惯性思维，而不断地追求艺术原创性和超越性；应该自觉学习艺术经典，以较高的艺术水准去要求自己。较高的艺术标准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性之间并无根本对立之处。普通人的生活内容、对于人的生活状态的普遍性关怀不是捆绑在一成不变的表现样板上；那些成功的艺术杰作，往往不在于写了什么骇人听闻的奇闻异事，而在于把人人都听说过的故事写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深度和高度，实现艺术对人生的超越。高度的艺术原创性所要求的是一种陌生化效果，但陌生化的效果不一定出自于奇闻异事，即使是十分熟悉的内容、人们身边天天上演的故事，也可以获得陌生化、间离化的效果——对于日常生活意义的发现，向个体内心行进的精神开掘，兼具题材的现实意义和审美的超越性，这样才能够成就当代经典——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用一些类似报纸尾条报道作为自己的故事原型，而卡夫卡、卡佛常常致力于发现一些灰色小人物的黯淡生活之下巨大的荒诞，他们的写作都证明了艺术与人生普遍性之间的紧密相连。仅就形式层面而言，高度的艺术化和通俗性之间也是可以相通的，远到莎士比亚、曹雪芹、白居易，近到作家孙犁、赵树理，画家齐白石，作曲家冼星海……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所创作出来的杰作，不仅仅在当时立即成为万人传诵的流行，而且也是足以流芳百世的经典之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赢得走进人心灵的能力，就是文艺作品的流行能力，也就是把握市场的能力。主旋律作品赢得流行的能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精神和艺术双方面的价值诉求，才能当之无愧地标志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记录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为人民群众提供不竭的思想财富和长久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