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题材一直是戏曲艺术的重要表现对象，讴歌和睦团结始终是这类题材最昂扬的主题与旋律。大型民族历史陇剧《官鹅情歌》，不仅继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题材戏曲的优良传统，同时，更以在题材开掘上的新角度、新思考，特别是浓墨重彩地着力于对人物情感的鲜活勾勒与命运的动人刻画，演绎出不同以往的艺术面貌，升华出更加动人的欣赏效果，可称当下戏曲艺术、特别是少数民族戏剧题材创作中的一部精品佳作。

    尽管《官鹅情歌》同样是讲述一桩少数民族题材特有的浪漫凄婉的爱情故事，仍然是以这类故事共有的令人扼腕叹息的男女悲剧为结局。但我几次阅读和欣赏这个戏，情感和心灵却总能产生一种邂逅新意的兴奋，获得许多思考与感叹相缠裹的审美收获，不能不被该剧所具有的新的开掘深度、展示角度和创作者成功营造出的情感浓度所感动和吸引。

    人物心灵的清纯与对情感的真挚追求，以及最终走向殒灭的悲惨结局，无疑是奠定悲剧性的前提条件。但这个戏最打动人心的不是结果，而是那赋予了男女主人公走向悲剧结局的生动感人的过程——那可触可感、真实生动的性格特色与情感跌宕。

    鹅嫚不同于以往这类少数民族题材中常见的贵胄千金。她固然有着超凡的美貌与善良，但她不骄纵、不任性、不懦弱、不刚愎，具有广阔辽远的人生志向，以及造福民族、追求和平的政治家的胸襟。作者对鹅嫚的如此理解和艺术化的展示，使她与以往这类作品中那些贵族之女形成了鲜明的区别。这突出表现在她对杀戮的厌倦、对和平的向往和对敌人颇有大丈夫之风的精神惩罚方式等性格基调和戏剧行动中；当然还有她一旦升腾起爱情之火的义无返顾。无疑，《官鹅情歌》中，鹅嫚是作者精神理想的寄托和所要表达主题意义的承载，但这个人物更重要的亮点，也恰恰立足于创作者对此人物匠心独运的设计。因为有了人物性格的鲜活、感性，于是才焕发出了以往这一类少数民族贵族女子塑造中所没有的效果和新意，也贡献出了少数民族题材创作中，与众不同的一个新的、独特的女性形象。

    官珠的可爱也并非仅是英俊王子和忠贞的情哥，在戏中，创作者同样赋予了他面目一新的性格定位。看过演出，我们久久不能忘却这个人物，关键是他的性格呈现出以往王子类人物所鲜见的许多特点。他仪表堂堂，内心非常善良，甚至有些孱弱。他和鹅嫚的爱，从一开始就是那样纯真、浓烈与陶醉，这使戏剧和情感、命运的悲剧被营造得极为浓郁，又分外真挚与凄婉。应该说，鹅嫚与官珠走向悲剧的过程，恰恰是剧中最具特点和细腻感人的戏剧性展示，而这种展示的浓烈效果，不能不归功于作者在人物性格定位上的不同凡俗，以及情节设计和展示上铺垫、描写的一唱三叹，真切动人。

    与以往这类故事不同，《官鹅情歌》在少数民族题材特有的浪漫情调和诗意语言氛围营造上，似乎更追求和着力于将题材本身的凝重和题旨的悠远赋予更加细腻的人物情感，从而迸发出人物命运与性格的厚重深沉。整个故事紧扣两个部族的殊死斗争和一对男女爱情悲欢两条主要线索，并予以很好地细密编织。情节的递进、情感的发展，伴随着矛盾的跌宕、爱情的升华，时而曲折惊险，时而温馨和煦，既有故事发展的生动引人，更有情感碰撞的火花四溅，不仅使观众期盼着和平的来临，也让人始终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所担心、祈愿、喟叹、伤感。在情节设计和效果的营造上，《官鹅情歌》同样比以往少数民族的这类呼唤和平、团结、讲述爱情悲剧的作品，情节铺排钩织得更细密，情感勾勒展示得更动人，因此，整个作品也焕发出了不同一般的艺术完整性。

    诗意的盎然与细节的巧妙设计，是这部作品又一个令文本读来有韵致、演出观赏有光彩的重要看点。在《官鹅情歌》中，这种民族语言习惯和诗意化的营造，可贵在它并未像一些简单化描写少数民族人物，仅从表面追求“诗化”氛围的作品那样，只停留在“比、兴”笔法的简单运用，或者只是创造一些所谓“有哲理”的造作套话。这出戏在语言上的成功和个性凸显，恰恰在于非常善于将鹅嫚、官珠等人物唱、念中的遣词用句，很好地把少数民族的语言智慧和习惯、人物内心的性格心声，熨帖地与戏曲唱念的语言规律进行很好的融合，打造出精粹上口，同时体现着不同性格和心境的形象化的戏剧语言。此外，一条“绳索”的设计，与两个民族的争斗有关，与男女爱情的发展有涉，与情节的递进紧密关联，贯穿始终，成为一个寓意深刻、令人称绝的重要道具。其实，这也许是偶然得之的妙笔，但必是建立在作者呕心沥血的苦心磨砺和深厚写作功力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