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化艺术发展趋向关系并影响着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个体。视野决定高度，本版旨在解析全球文化艺术领域的热点现象，呈现国际方面专家的思想与观点，力求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窗口，让读者见证和思考各国文化艺术成果，从“他山之石”中进一步知悉我国文化艺术的现状与未来。

深开掘+广实验

    刚刚落幕的第61届国际柏林电影节虽然年过“花甲”，亦不妨碍电影节和电影本身艺术价值的凸显。

    为期10天的电影节共展映了来自58个国家的约400部影片。在没有重量级明星的开幕式上，美国科恩兄弟的影片《大地惊雷》为本届电影节开幕添色不少。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里克对其的评价颇高，他说：“科恩兄弟代表了一流的美国独立电影……凭借着对讽刺的偏爱，还有不落窠臼的故事与人物，他们总能让观众为影片着迷。”为观众奉献一场西部片作为开胃菜后，柏林电影节迅速回归了对艺术电影的追求，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执导的影片《内达和西敏：一次别离》获最佳影片金熊奖。该片以一对夫妻的离婚故事为线索，层层剥离开，向人们展示了隐藏在婚姻背后的阶级、社会矛盾，演员贴切的诠释使得本片备受好评。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的《都灵之马》获评审团大奖银熊奖，影片讲述了尼采晚年的故事——他在都灵看到一只被鞭打的马时，忍不住抱着马的脖子，最终失去理智。黑白的影像颇具实验性质，文艺味儿十足。最佳导演银熊奖则由德国本土导演乌利胥·柯雷获得，他的影片《嗜睡症》将医学上的嗜睡症症状——不愿醒来引申为家庭、文化上的不愿沟通，从而探讨如何能够克服难以“醒来”的问题。

    悉数以上影片，可以发现本届电影节上主要的获奖影片题材非常严肃，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切合了德国人的特质，凸显了柏林电影节的独到之处。当下国际电影正在朝着深度开掘的方向进步，形式上可以是常规的也可以是实验的，但对于电影内容、题材的选取须与社会、人生等深层次命题息息相关，不流于表面形式的叙事、富有质感的影像、自然流露的表演才是赢得观众认可的砝码。

    此外，本届柏林电影节还用两个突出的特点对电影艺术价值进行了新的诠释：一是展映单元3D影片云集。不论是电影前辈维姆·文德斯还是沃纳·赫尔佐格，不论是纪录片还是动画片，都不约而同地向3D技术靠拢。但各界对3D技术的争论颇多，3D影片既被看作是《阿凡达》效应的余热，又可以说是电影人在技术变革道路上的探求。正如沃纳·赫尔佐格所说：“数字电影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神秘且无法言说’的全新影像表达。”二是主竞赛单元推捧新人。如拉尔夫·费因斯的《科里奥兰纳斯》、J·C·陈多尔的《商海通牒》、亚塞明·萨穆德里的《阿曼尼亚》、安德鲁·麦克莱恩的《在冰上》等影片首次亮相，电影节为新人作品与观众搭建了互动的平台。这正吻合了迪特·科斯里克之前向人们勾勒的本届电影节的概貌：“电影节规模小了些，但与此同时它变得更加大胆，我们发掘出更多的新人新作，并开始寻找3Ｄ与艺术电影的结合点。”这样的特质可以为电影新人指路，保证电影艺术价值不在市场的喧嚣中迷失，意义非比寻常。

    而在伊朗等国的电影蹿红本届电影节的同时，以往受宠于柏林电影节的中国电影这一次却集体与奖项无缘。如今，在中国电影年产量达500部、票房收入过百亿元时却鲜见我国电影在国外知名电影节上频获大奖的繁荣景象，这也表明中国电影的“走出去”战略尚有很大发展潜质。通过与《内达和西敏：一次别离》《嗜睡症》等影片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参与评奖、展映的影片虽然达到了“三性”统一，即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但是在国外电影节所推崇的社会性的开掘方面还存在着局限性和不足。虽然拍电影不应以在国外获奖为目的，但能在国际A类电影节上展映甚至得奖，终归是被认可的象征。借助柏林电影节本身的号召力和品牌效益，既能加强我国电影工作者与世界各国电影工作者的交流，促进电影艺术水平的提高，同时对影片本身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所以要想打造真正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电影品牌，仅立足于国内电影的繁荣局面显然是不够的。我国电影首先要将“社会性”——这一国外电影节衡量电影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 ——进行深入开掘；其次是活化电影的资金来源，理性顺应世界电影技术的发展潮流，打造艺术价值与商业竞争力并存的技术影片；此外是制定相应的推选机制，为国内电影新作、电影新人建立参与国际A类电影节的相关渠道，为我国电影的后进发展储备力量，以此延续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的辉煌。（郭芸杉）

柏林电影节=柏林伊朗电影展？

    伊朗电影《内达和西敏：一次别离》最终折冠夺奖，同时还包揽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两项银熊奖。为此，有的媒体把本届柏林电影节视为“柏林伊朗电影展”。

    这部电影以两个普通家庭为展示对象，通过故事的冲突，营造出一个困境中的伊朗“现实”，讲述关于“离”与“别”的故事，影片把伊朗女性的抗争表现得细腻而感人。该片在受到评委团肯定的同时，也受到观众的好评，电影节场刊《Screen》公布的观众评分为3.6，居于各参赛电影首位。该片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还曾凭借《关于伊莉》一片，获得第5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其风格朴实，表现手法客观，承续着伊朗电影一贯的人道主义传统。

    除了成为本届电影节的最大赢家外，伊朗电影以及伊朗话题均成为最大看点。阿斯哈·法哈蒂在获奖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柏林电影节“用最实际、最有价值的方式对伊朗表达了支持。我相信评审团是真的关注了我们的电影”。言下之意，电影本身是获奖的最大原因，当然，电影的艺术价值不能刻意抹杀，但把它放在西方对伊朗的纷争的国际背景下，再加上柏林电影节对被伊朗政府监禁的伊朗导演贾法尔·帕纳西德的公开支持，电影节的政治学功能显露无遗。对于这种情形，阿斯哈·法哈蒂也不得不承认，“这部电影表面上讲的是内达和西敏离婚的故事，其实包含了更深层次的含义。比如传统和现代思想的分离、道德和法律的分离，等等。我并不想把‘分离’定义得太清楚，这是留给观众的问题”。

    其实，柏林电影节的政治立场，以及体现于政治立场的文化价值早已不是一个秘密。现在除了强烈的西方政治立场外，它也开始注意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柏林电影节面临的独特情形，决定了它与戛纳、威尼斯电影节的不同。因而，我们不能仅仅从电影商业的同质化竞争来区分它们。今年的电影节提出了这样的目的：“通过创新和高品质的电影更好地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合作与理解。”可以说，阿斯哈·法哈蒂的话就是新变化的直接体现，“我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过海外发行的事。我很开心柏林观众的反应很不错。可能因为电影讲的是一对夫妻吧，结婚和家庭关系是全世界男女都看重的事。在它面前，任何地理、语言和文化差异都可忽略不计”。

    如果把它放进世界电影史中考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柏林电影节对世界电影史的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世界级导演，诸如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让·吕克·戈达尔、英格玛·伯格曼、罗曼·波兰斯基、萨蒂亚吉特·雷伊，以及我国的李安、张艺谋、谢飞、王全安都获得过金熊奖。此外，我国的徐立功、吴子牛、阿达、王小帅、顾长卫、金培达等人还分别在竞赛单元、短片单元等获得银熊奖，获奖影片的类型涉及长故事片、短片、动画片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柏林电影节还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第一站。1988年，在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张艺谋以《红高粱》获得金熊奖，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电影“第五代”的到来，而且拉开了中国电影国际化进程的序幕。

    当然，已过“花甲之年”的柏林电影节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尤其是在电影技术快速发展、文化价值重建的今天更为突出。为此，如何调整、保持与发挥柏林电影节的影响力，不仅仅是电影节组委会的主要任务，也是国际电影同行对它的期待。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里克今年推出3D电影新方案，强调3D电影不应局限在商业电影领域，就是这种变化的表现。尽管做出了多种努力，但电影节依然无法更改由西方价值观带来的钳制。在重建文化价值观的当下，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价值的缺陷十分明显，早已不再是治疗百病的良药，能否找寻一个共通的文化准则，重建电影节评审的价值立场，这不仅仅是柏林电影节的软肋，也是当下国际A类电影节共同的尴尬。关于这一点，对于同样跻身国际A类电影节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来说，如何立足东方价值观，找寻中西方共同的文化价值立场，同样也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此外，电影节对伊朗的“声援”，还为中国电影提供了另外一个重要启示，电影如何介入公众的生活与社会的现实。客观说来，电影节通过艺术介入社会现实，从而提升和改良公众的生存状态。这一点，对倡导文化民生的我国，值得借鉴与参考。因此，如何找寻艺术介入生活的新方式，把握艺术与社会现实之间互动共振的合理尺度，通过电影提升与改良民众的生存质量，应成为中国电影同行思考的话题。当然，这个理想的最终实现，需要我们的人文治理具有宽阔的胸怀，以及确立契合电影艺术质感的价值立场。（袁 荷 段运冬）

     花絮

iPhone电影《波澜万丈》引波澜

    韩国导演朴赞郁与其多媒体艺术家弟弟朴赞庆拍摄的世界上第一部在影院上映的iPhone电影《波澜万丈》，在本届柏林电影节获得最佳短片金熊奖。iPhone电影，并非题材关于iPhone，而是完全使用iPhone进行拍摄。时长约半小时的《波澜万丈》，讲述一名渔夫在一个荒凉的钓鱼场钓起神秘女子后穿梭于现实与幻想、今生与前世的故事，从画面上看和传统电影没什么两样。据悉，朴赞郁使用2部iPhone手机从不同角度拍摄，成本总计约合85万元人民币，共有80多名演职人员参与，仅花费10天完成。

    问世并获了个金熊奖后，《波澜万丈》卷起层层舆论波澜。有人将这样的尝试看作是一次为低成本影片试水的新媒体实验；也有人抨击导演用iPhone拍电影的动机太商业化；更有业内人士“明察秋毫”——从花絮镜头中发现iPhone机身上原来也加了“外挂”——佳能的“牛头”镜头，指出《波澜万丈》只是用了智能手机拍摄，电影制作过程及投资和普通的胶片电影并无太大区别。总之有一点必须明确，并非人人都能用iPhone拍电影——尤其是像样的电影。正如朴赞庆所说，“用iPhone拍电影，会是电影的将来吗？不，我不这么认为，但这种技巧以后可能会被延续下去。”因为，这个世界充满着值得随手捕捉的话题。（李雪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