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出版，曾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这5个字不仅仅是白岩松自己心情的写照，也是当时大家普遍的一种感受。又有痛，又有快，又有快乐，因为往前走急匆匆，发展的速度很重要。10年之后，他的新作《幸福了吗？》再次引起社会回响，各方探讨“幸福”的声音不绝于耳，“幸福”甚至成为了最热的网络词汇。如果说10年前《痛并快乐着》透着一种乐观和坚定，那么10年后，《幸福了吗？》就透着一种深深的犹豫和不确定。

    “改革开放30余年，最初的20多年，目标很物化：温饱、小康、翻两番。每一个中国人都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来身上。但是到了最近10年，当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如约而至，反倒是抱怨、不安、焦虑，甚至暴力因子，充斥在各个阶层的人群之中。人们似乎‘除了幸福什么都有’，‘幸福在哪里暂且不说，痛苦却是随时可以感受得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深谙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及历史潮流密不可分的他，作为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记录了10年来发生在每个中国人身边的大事小情，以及“名利场”中的冷暖百态。他试图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解读“幸福”这个看似简单，却事关人人的重大命题。白岩松担当着这个时代热诚的发问者和冷静的思考者。我们也从他的讲述中透视出时代前进中的某些欣喜与无奈。

    “没有任何物质条件，可以让我从央视离开”

    “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到现在整整17个年头。17年，说短也长，把自己从25岁的青年变成42岁的中年，这样的17年，说是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也不为过……对于CCTV这艘大船来说，我可以骄傲地说自己是主人，但更清醒地明白自己也就是个过客。”白岩松说，“前几年，曾有两家很大的国际猎头公司找到我，聊天中都会问到：‘什么可以让你离开这里？’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什么样的价码？’我的回答也都很直接：‘起码从目前看，没有任何物质条件可以让我从央视离开。’这个回答，不仅仅因为多年的感情或成长的感恩，又或者是冰冷大机构中一个又一个活生生常给我温暖的同行者。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至少在当下的中国，当越来越多的卫视由于现实的难题或者更快可以看到的目标纷纷放弃新闻阵地的时候，想做电视新闻，这里依然是离新闻与战场最近的地方。对一个新闻人来说，这就是最大的诱惑。”尽管白岩松说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评价与现状：你干的事再漂亮，也别指望人家太多的喝彩，因为这是正常的，因为你在央视；而你哪一点干得不好或者出了漏洞，就必须接受人们的冷嘲热讽，因为你在央视。白岩松说，真正的危机感，不仅是一种动力，还应该是一种新生。

    这种清醒的自省经常会让他与电视上那个叫“白岩松”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看他的被异化，观察与思考这个人身上的有趣之处，看他与社会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或许我有幸运的地方，刚一走进电视圈，接触的就是‘东方之子’，那是一群有名有利有权有信仰有地位的人。在太多的人眼里，包括在我当时的眼里，如果达到他们的程度，还不得幸福死？然而，当我真的走近他们之后，才慢慢明白：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人生，那些外在的东西，与幸福并不真正挂钩。时间长了，也就释然。这个时候，我妈说过一句话就起了作用，她说：人的一生，不管贫富贵贱，最后加减乘除，一算分，都一样。”2010年，白岩松中学毕业25年聚会，酒席上，轮到他发言，他说自己掏心窝子的说了几句肺腑之言：所谓混得好的，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痛苦与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混得不好的，也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平静。就看你怎么看待它，怎么善待拥有的好。所谓名人，首先或本质上只是个更多人知道他(她)名字的人，有好有坏、被更多诱惑也有更多约束的人。

    “其实我们都是灾民，要一起去面对那些打击和伤痛”

    2008年4月中旬到5月上旬，白岩松两次近20天的时间在日本进行采访和报道，尤其是后一个10天，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媒体称之为“暖春之旅”。《岩松看日本》专门制作了一集日本的防震减灾专题，而他在日本也赶上了一场不算大的地震。一切报道完毕，5月11日晚9点他从日本回到北京。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在日本之行中甚至算不上回忆的一部分，但让人想不到的是仅仅一天后，四川汶川便发生了一场让全体中国人痛彻心扉的大地震。

    “在直播开始前，我认真思考了很久，这个时候，媒体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我的答案是：在悲伤与加油的情感表达中，必须去推动和帮助整个救灾更有效率地朝更准确的方向行进。悲伤中，如果也能给理性一点空间，我们的损失会更少。”白岩松说，“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这一次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藏、躲、瞒，而是快速透明地让媒体参与其中，并且不止是中国媒体，还包括世界各地的媒体，这是一种进步。在巨大的悲情与苦难中，我们坚定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然而随着直播的继续以及观众们期望值的提高，压力也变得空前增大且愈发复杂，这是一种因痛苦而产生的绝不宽容的情绪，任何一个小小疏忽与口误，都可能立即被定性为没有同情心或者不是有爱之人。到了全国哀悼日的时候，这种压力达到极致，每个人都绷紧神经，生怕说错话，表错情。白岩松安慰身边的同事：“别担心，相信自己的内心情感，这是真实的存在。相由心生，心里有真情，脸上的表情与语言表达一定是对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怕出错才会不出错、少出错，越怕出错反而越出错，这已经是直播中的金科玉律。大地震的直播，同样如此。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强震，我又瞬时想到了那一段时间自己的心情，可能也是人到中年，与年轻时相比，就觉得对阳光和温暖有特别的渴望。在这两年中，两场大地震让每一个中国人不管身处何方，都无处躲闪。其实，我们都是灾民，都要一起去面对那些打击和伤痛。”白岩松说。

    “走得太远，别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2008年年底，《东方时空》主要创建人之一陈虻不幸去世，终年48岁。午夜的北京街头，白岩松驱车赶往医院，他说那种表情肯定十分怪异：“不是哭不是笑，只是觉得荒唐，似乎要送别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时代。仅有送别还不是大问题，而是为什么会送别得这样早？”

    陈虻用《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包括白岩松在内一批《东方时空》培养起来的优秀新闻人的骄傲记忆。白岩松回忆到：“由于陈虻的优秀，他被提拔了。一个中国惯有的逻辑，我们总能发现，谁优秀了，似乎只能用提拔他当官来奖励他，但我们也恰恰用这种方式毁了很多人。这可不是电视圈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有的人适合当官，有的人不适合，陈虻是后者。于是，你发现，他时常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新的位置，一方面是过去的理想。于是，这个文人气十足的带兵打仗者，就不得不时常坐在办公室里让思想乱飞。估计像他这样的思想者，总会在脑海中，拥有很多美妙的栏目构想和节目设计，以及让人叫绝的细节。然而这一切都可能像礼花一样发射了，灿烂了，又慢慢地熄灭。从头到尾，他是礼花唯一的观众。直到他匆匆走了，开始深深触动我们，一群或主动或被动已经开始有些麻木的人们。那一段送别陈虻的日子，集体悲凉，不仅是因为一个人走了，还有清醒地看到，或被动或主动地，理想也似乎走了很多。”

    “如果理想，只是一瞬的绽放，之后，只在凭吊中使用，那么，理想有什么意义？如果激情，只是青春时的一种荷尔蒙，只在多年后痛哭时才知自己有过，那么，激情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你的离去，又有什么意义？”在纪念陈虻的文章里，白岩松最后写下这样的话，他说这也是对自己说的。因为陈虻曾反复向当初还刚工作不久的他说“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我们为什么出发。”

    也许10年之后，白岩松说他依然会写下一本这样的书，名字叫《终于信仰》，期待能记录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突破之后的如释重负或者即将突破的兴奋与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