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从大陆去台湾的退伍老兵来信说：“……每听到《思乡曲》便会流泪，因为在多少个月夜里，忆起了我的故乡。”这些台湾听众的来信，是我们做好对台文艺广播的巨大动力。
对台湾广播，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沟通的主要渠道。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中国人民广播事业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建７０周年纪念活动举办，也勾起了我从事２６年对台湾音乐广播的点滴回忆。
从１９８１年４月我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文艺组到２００７年初退休，在整整２６年的岁月里，我一直从事对台湾广播的音乐编辑工作。从开始对台湾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对刚刚设置的专题文艺广播节目无从下手，到在实践中逐渐摸索、熟悉、并明确了自己的节目应具有的特色……这２６年是不断加深对台湾广播意义认识的漫长过程，也是与我的同仁们一起苦思冥想如何才能做到节目具有针对性、并受到台湾听众欢迎的艰辛且快乐的经历。
台湾听众来信诉说思乡之情
对台湾广播，节目成功的关键是具有针对性，那么首先必须了解台湾听众的生活状态和所思所想。可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为了了解台湾民众心态、了解台湾电台文艺节目播出的种种情况，我们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屏心静气地用高级的收音机在密密麻麻的短波频率中寻找台湾地区电台的节目、声音，同时千方百计的从各个渠道寻找难得一见的台湾来大陆的文化界人士，了解情况、进行采访。
１９８４年春，我们文艺组终于收到了第一封台湾听众的来信：“……我收听祖国电台的节目已经一年多，祖国的歌曲音乐非常好听，希望能为我播出、介绍我喜欢的郭兰英的《我的祖国》，系统地播放３０年代的抗战歌曲、祖国各地民歌，并代向李谷一、远征、于淑珍等歌手问好……”还有位从大陆去台湾的退伍老兵在来信中说：“……如今我年老多病，晚景凄惨，想与家人通信也不允许，在无奈的情况下，只有偷听贵台广播，谁知这一听使我入了迷，每听到臧玉琰演唱的《思乡曲》便会流泪，因为在多少个月夜里，忆起了我的故乡，希望贵台每晚都播放这首歌曲吧！”。
这些台湾听众的来信，是我们做好对台文艺广播的巨大动力，也更加明确了我们工作的方向。
让两岸音乐家在此交流
在及时与台湾的听众交流、互动的同时，我们努力把祖国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各类别的文艺团体、人物、作品介绍给台湾的听众，不断地拓宽节目内容，探索节目的新形式，向着更加活泼、亲切、具有针对性的方向努力。
从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成立对台广播文艺组到后来的十几年里，我们的专题节目名称就改了多次，“百花园地”、“九州彩虹”、“音乐之声”、“缤纷音乐”等等，节目时间从开始的１５分钟、２０分钟，到后来的半小时、一小时；节目的内容和资料从开始主要依靠文艺部库里的音乐，到后来大部分采用我们自己走出去录制的音乐以及实况；节目的形式从开始的“请听”、“再请听”报歌名式的节目，到自编、自采、自播的编、采、播合一。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中期，是对台广播文艺组的最鼎盛时期，最多也只有１０位编、播人员，其中包括文学、戏曲、音乐类别的编辑和播音，再加上两位组长，但我们所承担的工作内容和任务可是一应俱全的。拿音乐领域来说：所有类别的优秀文艺团体、院校、人物（老、中、青音乐家）、作品以及从全国到国际性的大型的音乐活动、比赛、重要演出等都是在节目中所需要介绍的。而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音乐家越来越频繁的交流、演出、学术研讨活动，此类信息凡是我们探听到了，会跟踪到底，尽量做出好节目，同时会千方百计地同台湾以及香港的音乐名家拉近关系、建立友谊，以便今后长期联络，发展更广泛的人际网络——当时来大陆演出的苏芮、蔡琴、柯受良、谭咏麟等我们都接触并进行过采访。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大陆广泛传唱的许多台湾民谣和校园歌曲，如《外婆的澎湖湾》《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等，都是因为我们对台湾广播部文艺组的同志们从多种渠道弄到的台湾音乐的音像、文字资料里，反复筛选、整理，再邀请当时在大陆走红的歌坛名人和乐队认真排练并成功地在北京展览馆、首都体育场进行了两场大型演唱会后，才开始在祖国大陆各地广泛流传开的。此举在台湾听众中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台湾的新闻媒体当时也做了醒目的报道。
我们在历次文艺演出中所邀请到的演员，有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大奖的迪里拜尔、张建一、付海静、刘维维等，还有深受广大听众欢迎的著名艺术家德德玛、刘秉义、李谷一、毛阿敏等等，总之，那个年代最走红的最优秀的各界演员，我们都千方百计邀请到台做节目或参加演出。
记得１９８４年请迪里拜尔、付海静、彭丽媛等人在民族文化宫演出，他们当时还分别是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才付给每人３０元的演出费，其实就算是义演了，要知道，那个年代我们根本不懂得拉赞助、做广告之类的事情。之所以能够顺利、圆满的完成这些活动，靠的就是我们平时在采访中与演员们建立起来的友情和信任。当然，更重要的是出于这些艺术家们，对我们所从事的加强两岸沟通，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文化部开始经常派出青、少年选手参加国际音乐比赛，几乎所有参赛并名列前茅的青年演奏家、歌唱家、作曲家，对台广播文艺组几乎无一漏掉，基本能做到及时采访、报道，并尽量在第一时间做出专题节目对台湾听众播出。１９９６年初，青年钢琴家郎朗获得了柴科夫斯基音乐比赛第一名，他和他的老师赵屏国回京的第３天，我就到赵老师家对郎朗和赵老师以及郎朗的父亲做了全方位的采访和报道。在不久之后郎朗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我们还录了音，制做了专题节目及时播出。之后，每次郎朗开独奏会，他的父亲都给我留票。郎朗出国深造定居美国几年后又回北京开音乐会时，他的父亲在后台见到我热情地拥抱了我。青年小提琴家吕思清、陈曦、黄蒙拉以及近年来红遍世界的青年钢琴家李云迪、王羽佳等，大部分都是在他们刚刚崭露头角、还只是十几岁的在校学生或刚刚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时，我们就采访了他们。
因为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报道祖国大陆音乐领域的青少年在国际音乐赛事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就是在宣传我国的音乐领域呈现出飞速发展和教学领先、后继有人的大好形势，同时也反映出我国青年音乐家在世界音乐殿堂所占有的地位。据了解，台湾音乐界是非常看重、认可、佩服祖国大陆的音乐教育水准和青年音乐才子的才华的。
为了向台湾的听众全面的介绍祖国大陆最优秀的音乐家，我们绞尽脑汁寻找素材、策划选题，千方百计以最活泼、亲切的方式进行专访。现在回想起来，对一些老一辈音乐家的采访实在是太难得、太珍贵了，比如著名作曲家刘炽先生，虽然前些年他已经不幸病故了，但是１９９８年采访他时的音容笑貌和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炽热之情以及他的一曲曲绝世佳作，仍然鼓舞着我们以及中国的广大听众。对于各个年龄段的著名音乐家，我们都做过采访，制作出专题音乐节目播出，其中有不少节目在台湾听众中引起不小的反响，受到他们的欢迎和喜爱。后来经常在来信中赞赏其中一些音乐家的艺术造诣，点播他们的代表作品，并为他们的成长经历和对艺术的执着精神所感动。
走进台湾亲情动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在２０００年以前去过台湾的人屈指可数。
１９８３年，我接受了赴福建参加全国音乐节的任务，拿着介绍信我找到福州军区政治部，在他们的协助下，我搭上一只小船，经过近两小时的行驶，来到离金门最近的小嶝岛。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昼夜不停地录下了１０多盘台湾的多家电台播出的各类文艺节目，回京后供我们组的编辑们研究，参考。那是我第一次清晰地听到台湾各个电台的广播节目，我更是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我们离台湾并不遥远。
第一次真正踏上台湾的土地，是在１９９９年年初。因工作采访，１９９８年初我认识了天津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鲍元恺。经他引见，我为台湾交响乐团的指挥、团长陈澄雄与中央乐团、天津交响乐团合作排练、演出制作了专题的节目，节目得到陈澄雄先生的赞赏。第二年，陈澄雄先生特邀我参加了在台湾台中市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华人青年作曲家研习营”暨“大陆青年音乐家与台湾音乐学子交流、合作演出活动”的报道。在台湾１８天的时间里，参加在台中的台湾交响乐团举办的“世界华人青年作曲家研习营”时，我结识了当时已经名扬海内外的青年作曲家陈怡、瞿小松、陈晓勇等人，从他们每人的专题演讲中，从由台湾交响乐团对他们的代表作品的演奏中，我初步了解了他们的音乐理念和特色。
这一次台湾之行的另一大收获是我发现当他们知道我来自大陆、来自北京之后，首先是表示出惊讶然后非常友好、和善，他们好奇地询问大陆老百姓生活情况，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到大陆看看，尤其是老家在大陆的同胞这种愿望更是迫切。记得有位小商店的店主听说我来自北京后，兴奋地说起从他的前辈那里了解到的有关老北京的事情，还执意要送给我本来想买的东西，他说：“这是对北京老乡的一点心意，你不要嫌弃，一定要收下啊！”我只好收下，同时送给他北京带来的小纪念品，他高兴地接受了。
再次去台湾，是２００９年春，我随台播部的老同志们一起，对我们为之奋斗、服务了大半生的台湾进行访问。当时，两岸民众已经实现了“三通”，人们可以从多个渠道、较方便的来往于祖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因此，台湾民众对大陆同胞的心态完全不同了，互相之间就像经常都能相见的熟人一样，那么自然、熟悉、亲切。由于大陆经济在飞速发展，来台湾旅游的人群又大多生活比较富裕，我们从台湾老百姓和导游的那里可以感觉到，他们对大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充满羡慕。
现在，我虽然已经离开了我所热爱的工作岗位，但是，我依然密切关注着两岸关系的进展，我为近些年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突飞猛进的巨大变化而感到欣慰和兴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