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到2010年，拉苏荣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长调人生。他的艺术生命始终是与舞台和草原在一起的，但与一般纯粹的歌手不同，强烈的社会责任和民族文化责任感，使他对于蒙古族长调给予了特殊的眷顾。
蒙古人有三宝：草原、骏马、长调。在蒙古语中，长调称“乌日图道”，意即长歌。千百年来，蒙古人用长调赞颂自然、讴歌母爱、礼赞生命、诉说爱情，这流淌在蒙古人血液里的音乐，成为了蒙古民族识别的重要标志，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听到长调，都会体味到其中那份独有的激动与苍凉。著名蒙古族歌唱家拉苏荣就是一位长调歌王。前不久，是拉苏荣从艺５０周年的纪念，他婉拒了有关单位和学生们为他举办的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而是又一次回到故乡的草原，在他的“长调林”中默默地耕耘，继续着他的梦想。
拉苏荣，在佛教经文中意为“天的智慧”。从襁褓中的婴儿到蹒跚学步，从初谙世事到长大成人，母亲的长调一直都伴随着他，他常常徜徉在苍茫的草原和大漠，听着风声和马蹄声，对着茫茫天地放歌吟唱，大自然就是他的舞台，天空、大地、花草、畜群成了他的听众……
歌声中流淌着草原味道
１９６０年，１３岁的拉苏荣凭着独特嘹亮的歌喉走进家乡伊克昭盟杭锦后旗乌兰牧骑。两年后，当拉苏荣走进内蒙古艺术学校向著名音乐教育家昭那斯图学习长调艺术的时候，就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５０年后，自己将会成为这门传统艺术的最杰出传承人。
１９６５年秋，新疆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１０周年的日子里，年仅１８岁的拉苏荣作为蒙古族艺术家的代表登上了中央代表团慰问演出的舞台。一曲长调歌曲《乌珠穆沁团尾马》唱罢，台下掌声雷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乌兰夫高兴地说：“我们的小哈扎布培养出来了！”
哈扎布的名字对拉苏荣并不陌生。
那是１９６２年的圣诞节。这天傍晚，内蒙古艺术学校为外宾组织了一场盛大的联欢晚会，拉苏荣第一次见到了蒙古族长调最优秀的歌者哈扎布，他被这位“蒙古歌王”的歌声打动了，一种天老地荒、苍苍茫茫的情绪顿时袭上心头，不觉泪涌眼眶……
哈扎布在长调艺术上的至尊地位是年轻的拉苏荣心目中的偶像。听到乌兰夫的话，拉苏荣萌生了一个念头，向自己民族的大师拜师学艺。而“文革”的狂潮，令拉苏荣的拜师请求没能如愿，但他却表现出了比同龄人深邃的沉稳。为了不让长调艺术失传，拉苏荣把长调的老词改成了歌唱新生活的新词，演唱录制了《金色的边疆》《赞歌》《北疆赞歌》《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奶酒献给毛主席》一批振奋人心的创作歌曲，并借助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出。拉苏荣因此成为了内蒙古家喻户晓、深受各族人民喜爱的歌唱家。
之后，拉苏荣一有空就听哈扎布的唱片。那悠长而庄严的旋律、繁复的波折音和只可意会的内在节奏，让拉苏荣寻找到了狂热背后独有的宁静。《走马》《小黄马》《四季》《圣主成吉思汗》《小黑马》《有这么一个好姑娘》……他一首一首地体会哈扎布演唱的魅力，一句一句地领悟歌曲的意境，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琢磨演唱的技法。
“文革”结束后，拉苏荣如愿成为哈扎布复出后收下的第一个弟子。生活，也因此在拉苏荣的面前展开了新的一页。哈扎布用流淌于自己内心的深情表达，把自己几十年的艺术积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拉苏荣，他对拉苏荣说：“无论在哪里演唱，只要头脑中有草原、毡包、马牛羊，那么节奏、曲调、色彩、技巧就都有了草原的味道。”
有人说，草原上的一草一木都听过拉苏荣的歌声，的确，那时候的拉苏荣浑身都是青春的火花、青春的鲜艳、青春的生命和才华。拉苏荣用心灵把握长调艺术独特的节奏，抒发他对苍天大地的真切感受，他随内蒙古乌兰牧骑、内蒙古歌舞团走遍了内蒙古的每一寸土地，他一天天在成熟进步，精神领域一天天在加阔，胸襟一天天在宽大，对牧民群众的感情也一天天在丰满深刻。每一次到牧民中演唱，都能看到他们真诚激动的泪水，都能得到他们朴实却至高的礼遇。
１９８４年，拉苏荣考入内蒙古大学的蒙古文学研究生班，在读期间，他曾出访欧洲多国，在保加利亚举行的第２２届布尔戈斯世界民间艺术歌曲比赛中，他凭着对蒙古族长调的深情演绎把一个民族的风采与精神展现在了异国的舞台上，并摘得了金奖桂冠。拉苏荣步入了人生中的黄金时代，对长调艺术的认识也一天天在加深：蒙古族长调是世界的，是人类的，是流淌在蒙古人血液里的，是镌刻在蒙古人骨子里的文化ＤＮＡ。长调是蒙古族文化的明天。
如果说，世界上有“浓缩理论”的话，拉苏荣这番倾注着多年研究心血而言简意赅的论述无疑是对长调艺术高度概括的精华。
１９９４年，拉苏荣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在这个多民族的广阔大家庭里，他在继承和弘扬蒙古族民族声乐特点的基础上，又借鉴了兄弟民族及西方音乐的声乐技巧，实现了长调抒情的至高境界——天籁与心籁浑然一体。拉苏荣带着《小黄马》《森吉德玛》《啊！草原》《北疆颂歌》《锡林河》《走马》《博格达山峰》《弹起我心爱的好必斯》《遥远的特尔格勒》《圣主成吉思汗》《赛里木湖》等一大批蒙古族歌曲走遍了祖国各地，成为了当代蒙古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歌唱家之一。
１９９５年，在北京音乐厅，拉苏荣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用流淌在他内心的《绿色的旋律》唱响了茫茫草原的生命赞歌。
拉苏荣在草原上
将长调艺术薪火相传
１９８６年春节前夕，拉苏荣随内蒙古歌舞团进京演出。演出开始前，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专门到后台看望演员。他问歌舞团领导：“小哈扎布来了没有？”正在化妆的拉苏荣来到乌兰夫身边，乌兰夫询问了他的工作和学习后，非常关切地问道：“你的老师哈扎布怎么没来？”
“他在锡盟有事过不来。”拉苏荣回答说。
“身体怎么样？”乌兰夫又问。
“还好。”
乌兰夫点了点头说：“哈扎布的生平与经验应该写成书啊。”
那个晚上，拉苏荣的激情演唱使几千名首都观众沉醉于对蒙古族长调的痴迷和狂热之中。演出结束回到宾馆，拉苏荣仔细回味着乌兰夫的话——“哈扎布的生平与经验应该写成书啊。”作为蒙古族长调最杰出的继承人，作为哈扎布最得意的学生，作为受过系统学院教育的新一代艺术家，拉苏荣感到义不容辞。
一个民族的文化要传承、要发展、要弘扬，就必须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语言和文字。而由一名歌唱家为另一名歌唱家而且是他的老师立传，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个夜晚，拉苏荣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第二天清晨，伴随着《东方红》的钟声，拉苏荣忽然领悟到乌兰夫的本意在传承——以文本传承的形式改写长调口传心授的历史。老人家是担心长调艺术失传啊，拉苏荣终于明白了乌兰夫的良苦用心。
长调伴随草原游牧文明的诞生而诞生，是一种历史遗存、口传文化。当游牧这一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淡出草原时，长调演唱的寂寞，长调研究的清冷，长调家底的薄弱……回到内蒙古，拉苏荣遍寻长调资料，他遗憾地发现，关于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竟没有一星半点的文字资料。一切一切都在提醒拉苏荣，自己要做的是一件亘古未有的难事；可又有一个声音在对拉苏荣说，如果自己不去整理老一代长调艺术家的史料，那么这份宝贵的财富可能就会失传，自己也将为此抱憾终生。决不能让长调从它萦绕千年的草原上消逝！乌兰夫副主席的嘱托，哈扎布老师的殷切期望，让拉苏荣下定了决心，“写下去，再难也要写下去”。
为了写好自己的老师，拉苏荣采访了哈扎布的亲属、乡亲、同龄人、艺术同行、朋友、学生等等，记录了２０多盘录音磁带，写下了１０余万字的笔记。乌兰夫副主席得知拉苏荣已经开始写书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不等书稿完成，就已经亲笔题写了书名《人民歌唱家——哈扎布》。几年过去了，当蒙文版的《人民歌唱家——哈扎布》一书正式出版时，布赫副委员长亲自撰写序言，对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拉苏荣在记录哈扎布传奇一生的同时，全面总结记录了蒙古族长调的历史、文化内涵及演唱技法，使更多人认识到了长调艺术的国宝级价值。
在蒙古族长调艺术家中，除了哈扎布之外，还有两位对拉苏荣同样有着重要影响的杰出歌唱家和音乐教育家——昭那斯图和宝音德力格尔。就在拉苏荣创作《人民歌唱家——哈扎布》一书的过程中，昭那斯图突然去世。拉苏荣再度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在他心中萌生了——完成哈扎布传后，继续为昭那斯图、宝音德力格尔作传。
昭那斯图是拉苏荣在内蒙古艺术学校时的启蒙老师，他在１９５９年设立了第一个长调班，作为首任长调艺术的教师，培养了数以百计的歌唱人才。昭那斯图不仅教会拉苏荣唱歌，更让他明白了应该怎样做人，做一个宽容仁厚有胸怀的人。女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被誉为“蒙古族音乐的歌后”，１９５５年曾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唱长调《辽阔的草原》，获得金奖。他们个人的命运和长调的命运有些相似，都很坎坷，步履艰难，都用自己高尚的人格为保存和发展蒙古族的长调艺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为这两位艺术家作传的几年间，饱含着对长调艺术的热爱和对恩师的感激，拉苏荣文思之敏捷、精神之刻苦、工作量之大是别人、即使是专业作家也难以企及的。２００１年，蒙古族三大长调艺术家的人生史诗《宝音德力格尔传》《我的老师昭那斯图》和《哈扎布传》全部出齐，填补了长调艺术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空白。这６０万字的丰硕成果，力量是充足的，线条是遒劲的，孕育着力量，洋溢着新意。拉苏荣也因此成为中国歌唱家中少有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还曾作为中直机关作家的代表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全国代表大会。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身份证。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自２０００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增加了一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评选。两年一次的评选工作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和欢迎。
２００３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申请马头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给了拉苏荣等蒙古族艺术家一个启示，蒙古族长调完全具备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行列的条件。作为“中蒙两国蒙古族长调民歌联合保护专家工作小组”的中方委员，拉苏荣为之积极奔走，全力配合申报。
２００５年７月，拉苏荣赴锡林郭勒草原看望病中的哈扎布时，带给他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一个月前，中蒙双方正式签署了《联合申遗协议书》。
这令病中的哈扎布兴奋不已，他郑重地拿出一个造型像鼻烟壶一般的蓝色打火机打着了火，示意拉苏荣取火。蒙古族人视火为文明为希望，从古至今都在祭拜火神。拉苏荣忽然意识到，老师点燃的不是一簇普通的火焰，而是要他接上火，将长调艺术薪火相传。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５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公布了第三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中蒙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名列其中。至此，加上昆曲、中国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中国已有四项艺术申遗成功。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高树茂在分析成功的经验时说：“一方面，作为长调艺术歌唱家的拉苏荣，身体力行地把长调在中国发扬光大了。另一方面，作为长调音乐理论家的拉苏荣，一直在以研究和记录的方式让长调得以维护，他把中国长调表演艺术家的生平和理论记录下来，并将之进一步推广。”
申遗成功仅仅是个开始，如何保护好这份属于世界的文化遗产，对于始终流传于民间的长调艺术而言，除了继续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歌者之外，首当其冲的是要在理论上形成相对完成的系统研究体系。
这同样需要一只领航的“头雁”。
匈牙利音乐教育家柯达伊说：“音乐教育是通向民族最短的道路。”而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这条路因母语音乐教育的弱化而使路途人为延伸、杂草丛生。在内蒙古，曾妇孺皆唱的东土默特部落、科尔沁部落、蒙郭勒津部落长调基本消失，仅有的几位“活化石”大多年事已高，在蒙文、蒙古国文和中蒙两国的音乐的比较研究方面，更是一片空白。而要抢救这些文化遗产，既要懂蒙语、蒙文和蒙古国的文字，还要懂长调、懂艺术，熟悉蒙古族的历史和现状，了解蒙古族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所有的这一切拉苏荣都具备，为了不让长调艺术人亡艺绝成为宿命，拉苏荣甘愿做这只溯流而上的“头雁”，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又一条充满荆棘的漫漫长路。
２００６年，拉苏荣代表中国出席了“世界蒙古人大会”，会上，他被誉为“全世界蒙古人的大歌唱家”；也是在这一年，拉苏荣担任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蒙两国蒙古族长调民歌联合继承和保护工作委员会的中方首席专家，成为中国国家级文化艺术团体中唯一从事这项工作的艺术家。
２００７年初，内蒙古长调艺术交流研究会宣告成立，拉苏荣被选为会长。在他的倡导下，内蒙古的各盟市都相继成立了长调协会。国际长调民歌大赛、国际长调民歌理论研讨会、电视长调歌曲大赛、呼伦贝尔“宝音德力格尔杯”长调比赛、锡林郭勒盟“昭那斯图杯”长调比赛、乌珠穆沁草原广场长调演唱会……一系列以长调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在草原上接连举行。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６日，拉苏荣在锡林郭勒盟组建了“拉苏荣艺术工作室”和锡林郭勒长调协会。随后，他接连两年分别举办了“潮尔道培训班”和“察哈尔长调暨阿斯尔培训班”。在每期２０天的培训中，拉苏荣都亲自授课，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已有６０名来自察哈尔地区乌兰牧骑的年轻学员接受了音乐理论与演唱技巧的培训，成为演唱长调的又一群展翅高翔的“雏雁”。
也是在２００９年，拉苏荣毅然决定，组织长调民歌演唱专家和学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等院校进行普及长调艺术的展演和专题讲座，让长调艺术日渐走出了草原。
而哈扎布没有等到这一天。他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７日，８３年的生命之火就已经熄灭了，那一天，拉苏荣在他的灵前长跪不起。
哈扎布晚年经常吟唱一首叫作《老雁》的长调歌曲。哈扎布老人走了，像歌中的老雁一般离开了他心爱的草原，留下的只有阵阵雁鸣声，那是回荡在草原上空的长调。哈扎布曾说，“我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会像我一样培养出更多的文艺雄鹰”。哈扎布可以含笑九泉了，作为第二代“蒙古歌王”，昔日的“小哈扎布”担当起了长调传承的重任，拉苏荣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这门艺术“群雁中的头雁”。
邓颖超与新婚的拉苏荣、周秉建在中南海合影
传奇的爱情故事
上世纪６０年代，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哈扎布时，曾饱含期望地说：“你不但自己要唱好歌，而且要为蒙古族多培养新生力量。”哈扎布向总理表态，我一定不辜负总理的嘱托，请总理放心。
１９７２年，周总理依然语重心长地对在内蒙古插队的侄女周秉建说：“过去王昭君不就是做了蒙古族人的媳妇吗？你能不能给我带个头，争取在内蒙古安家，为汉蒙和睦再传一个佳话呢？”周秉建回答说：“我能，一定能，请伯父、伯母放心。”
这两个动人的情景，前后相距不过１０年。十几年后，他们都实现了周总理的嘱托。哈扎布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培养出了第二代的蒙古歌王；周秉建实现了与伯父的约定，成为了第二代蒙古歌王拉苏荣的妻子。
周秉建和拉苏荣被双方那开诚布公的坦率、肝胆相照的理解和善良、美好的心灵所吸引。１９７９年国庆节，２７岁的周秉建与３２岁的拉苏荣在北京中南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新娘一袭绿色蒙古袍系粉色腰带，新郎一身天蓝色蒙古袍扎橘黄色腰巾，一对新人宛若草原与蓝天一般环绕在伯母邓颖超身旁。在家人欢快的笑声里，在拉苏荣悠扬的歌声中，邓妈妈说：只有事业上的成就，才有爱情上的甜蜜。
两个人都没有辜负伯母的期望。
“苍茫大地是家园”。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９４年，周秉建在内蒙古生活工作了整整２６年，她“感谢内蒙古大草原给了我宽阔坦荡的胸怀，感谢成吉思汗的后代给了我柔中有刚的性格”。当然，最令她欣慰的，就是找到了拉苏荣这位让她敬佩、敬爱的爱人，与蒙古族人民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１９９４年，拉苏荣带着自己民族艺术的瑰宝从草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成为中央民族歌舞团的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还兼任着中央民族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离开内蒙古，回到阔别２６年的北京，周秉建的心一刻都没有离开过草原，她说，“我从不把内蒙古当作第二故乡，草原就是我的家”。有一首歌曲《苍天般的阿拉善》是由拉苏荣的学生色·恩克巴雅尔用蒙语创作的，意境深情而辽远，汉语歌词是周秉建亲自翻译的，壮美、空灵的意境恰恰道出了周秉建对草原的深深眷恋。
虽然家搬到了北京，但拉苏荣和周秉建的心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草原。他们的家里，更是像当年的蒙古包一样，时常飘溢着羊肉和奶茶的香味，充满了新朋老友的欢声笑语。周秉建的很多蒙古族朋友们都说：“秉建是我们蒙古人的好姐姐、好嫂子。她比我们蒙古女人还蒙古女人。”拉苏荣更是给了妻子平实而准确的定义，“秉建是我的好老婆、我孩子的好母亲、蒙古人的好媳妇。”
周秉建和拉苏荣用自己真实的幸福，把和伯父的约定凝成了永恒。
５０年来，拉苏荣把人生最蓬勃的年华全部献给了草原、献给了长调艺术。这位德高望众的杰出艺术家，用智慧的头脑、坚贞的信念、无与伦比的歌喉，用激情与忠诚，把炽热的爱播洒在了长调吟唱的苍茫大地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