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陈宝光创作电影《建国大业》之时，去上海参观宋庆龄故居和孙中山纪念馆，就开始搜集辛亥革命的素材了。因为，在我们全国政协委员中有很多辛亥革命参加者的后裔，武昌起义总指挥吴兆麟之孙吴德立委员曾找到我，说辛亥革命100年快到了，要拍摄电影，剧本就要先行，于是他送给我很多资料和书籍。

    2009年10月3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国家大剧院观看我参与编剧的话剧《北平·1949》，接见主创人员时，殷切地对我说起：2011年有大文章可做，我们要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最好能创作一部电影。贾主席的提议给我们写《辛亥革命》坚定了创作目标和信心。我和陈宝光深知这比写《建国大业》有难度，具体体现在如何表现孙中山在辛亥年间指挥领导国内这场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因为他长期在东南亚、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欧洲进行革命活动，很难有大动作结构到故事里，但又必须选择他最有表现力的主动作，在电影中才能塑造好其形象。

    面对浩瀚如海的资料，如何去创作这个电影剧本是绞尽脑汁反复探索的过程，能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关系到人们对于历史的正确认知，对国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我们是在查阅了人民政协60年来积累的大量文史资料基础上，对辛亥革命发生地作了实地考察，寻找可能表现历史特征的细节，从而塑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形象，将伟大的民主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与情感用电影造型细节呈现出来。在上海的孙中山故居看到他当年行医用过的手术刀，遂生灵感，写入剧本，为孙中山设计“一把手术刀”，表明他是医生出身。孙中山这样说：“医人是我的本职，医国是我的天职。医术只能救人，革命才能救国。”这样的台词唯有孙中山才能说出，突出他“医国救国”的革命主张。

    有人主张辛亥革命就写武昌起义这段，不写辛亥年的黄花岗起义。我怀着对英烈崇敬之心，到了广州市越华路小东营5号——黄花岗起义指挥部的旧址，看到展览馆中陈列着当年起义用的螺号，总指挥黄兴写下的遗书，还有孙中山与美洲华侨致公堂筹饷局为了募捐印制的金卷。正是这场由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策划，由黄兴指挥的起义，让我感受到100年前，这里集聚着从海外归来的革命精英，为了民族救亡图存，唤醒民众，毅然冒死发动了起义，最终谱写了血染黄花岗的悲壮史诗。在七十二烈士墓前，我念着孙中山对起义的评价：“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心想没有理由不将血染黄花岗作为《辛亥革命》电影的第一幕。一个悲壮染血的电影开端就这样确立了。

    我们的电影剧本必须围绕这个主题，形象而艺术地再现辛亥年间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同盟会，为推翻卖国腐朽的清王朝，拯救中国，创建共和，发动武装起义的史实，从第一章《血染黄花岗》、第二章《武昌城首义》、第三章《阳夏保卫战》，到第四章《创建共和制》完成故事。孙中山和黄兴从两条线上领导辛亥年的武装斗争，“海外出钱，国内出命”，孙在海外募捐和争取外国援助；黄在国内领导广州起义、武昌起义阳夏之战，直至南京独立，孙中山归国。孙黄联盟筹备召开独立省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选举总统。为“推翻君主，建立民主”，全剧体现着革命党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

    为了刻画孙中山的形象，选择了7个主动作：1.槟榔屿决策广州起义；2.在美国华侨中募捐；3.摇控武昌起义；4.在英国舌战四国财团；5.创建中华民国当选临时大总统；6.逼袁世凯叛清；7.皇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千年帝制结束。

    在剧中，孙中山有两个需求：解除个人危机与推翻清廷的革命目标，贯穿在全剧始终。开场就让观众看到他是清廷通缉的要犯，捕杀的危机悬于头上，不能回国直接领导革命。因此，他有个人的愿望需求，只有完成了推翻清廷的大目标，才能解除通缉，也实现了个人回国的夙愿。孙中山从一位医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为了推翻封建帝制，为国家留下一个光明体制，他为了发动这场伟大的革命，千辛万苦，历尽磨难，但为实现推翻帝制及实现革命最高目标，毅然辞职让位，其伟大的人格令人景仰。这样的情节只能是由伟人创造出来的，不是编剧创造出来的！

    黄兴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如何表现出黄兴的英勇气概，从广州起义的总指挥到阳夏保卫战的总司令，一路杀来，身先士卒，其勇可歌，其人格更是令人佩服，“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正是这位革命家的自勉，成为透视他灵魂的支柱。在艰苦的阳夏保卫战后，他退走长江，痛苦万分，几欲自杀。正是他率领革命军与清军残酷地战斗，坚守一个月，赢得全国14省宣布脱离清朝而独立。如何用电影手段展示虽败犹胜的情景。我们在剧本中设计每一个省独立时，就往长江上放一块大木牌，以水电报的方式传递消息。当黄兴顺江而下，过江闸时，突然发现江面有14个大木牌积集一排，横陈在江面上，其势壮观无比，预示中国革命势不可挡，抒发出黄兴革命家的壮志情怀。

    本片的风格是风雨如磐、腥风血雨、金戈铁马、大江东去，是浓烈、强烈、壮烈、激烈、刚烈，是一场争天下的革命斗争，而不是风和日丽、花前月下、轻歌曼舞、小桥流水；我们是以人物推动史实，而不是在叙史中展览人物，拉洋片式地介绍人物。电影中的冲突不是编造的，革命本身就是最残酷的冲突，各种人物都被卷入革命大潮之中，展现其性格的表演，这些不是我们能编出来的，诸多人物的表演已留存历史的记忆中，我们的责任就是用电影文学提炼和再现出来，依据革命历史做出的庄严结论，维护历史的尊严。我们铭记着《宪法》序言：“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一九一 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在宪法精神的烛照下，我们的创作思路始终未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