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将写作视为最快意之事，因而足迹所至，总要留下各种形式的作品。他生前就有大量的诗、文、词作品编辑成集、刊刻印行。除了他自编或参与编辑的《南行集》（三苏父子合著）《岐梁唱和诗集》（苏轼、苏辙兄弟合著）《东坡集》《和陶诗》之外，更多的是他人所编。如王诜、陈师仲所编两种《钱塘集》，陈师仲所编《超然集》《黄楼集》，熙宁末年的《眉山集》，元佑年间的《汝阴唱和集》，陈慥所编《苏尚书诗集》，刘沔所编《东坡后集》，张宾老所编并载于蜀本的《东坡词》，契丹范阳书肆所印《大苏小集》等等。这些作品当时流传极广，不仅在宋王朝辖境拥有广泛的读者，如苏轼的政敌王安石在熙宁末就已读到《眉山集》并次韵雪诗五首；而且流入邻邦契丹、高丽的书肆，如苏辙元佑年间出使契丹便发现“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的情形；苏颂更在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便称苏轼“拟策进归中御府，文章传过带方州”，注明“前年高丽使者过余杭，求市子瞻集以归”。
此外，苏轼生前还撰述修订了《易传》《论语说》《书传》《志林》《艾子杂说》等专著和杂著。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载：“（苏洵）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苏轼）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南海，作《书传》，推明上古之学，多先儒所未达……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若加上《志林》和《艾子杂说》，总数在100卷以上，可见其著述之宏富。而且，这还并非苏轼写作的全部。
苏轼去世后，尽管宋徽宗和蔡京曾严禁传播他的著述，甚至在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年）诏毁苏集印版，但民间对其作品的热情丝毫不减，至迟在宣和元年（１１１９年），“东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编集已尽，虽予之笃好者，亦以为无余矣”（惠洪《石门文字禅》卷二七）。到了南宋，在朝廷排斥王安石“新学”、推崇元佑学术的背景下，苏轼的著述，尤其是文学作品更得到空前的传播，具体表现为文集、诗集、词集的收集整理、编辑注释和刊刻印行的全面勃兴，出现了“家有眉山之书”的盛况。此后历元、明、清各代，苏轼著述的整理刊行一直长盛不衰。
20世纪以来，苏轼著述的整理有了更大的进展。除了上述宋、元、明、清各种旧本的大量重新刊印以外，也出现了不少新的整理成果。苏诗如１９８２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以王文诰注为底本的《苏轼诗集》，由孔凡礼校点、刘尚荣任责任编辑。此书在校勘和辑佚方面颇有成就，“使用了今所知见的（包括美国、日本公私藏书在内）10余种极珍贵的苏诗宋、元刻本及有参考价值的部分明、清刻本作为主要校本；又参考了存有苏轼真迹的金石碑帖与著录金石诗文的专著；还充分利用了清人、近人校订苏诗的成果。全书采用汇校方式，整理出4000余条校勘记，分载于各卷之后。这些校勘记忠实录存下种种苏诗珍本、善本、孤本、秘本的异文资料（惟缺台湾独存的宋刻苏诗残卷的异文）”（刘尚荣《评新版〈苏轼诗集〉》）。此书除了恢复王文诰删去的补编古今体诗、他集互见诗4卷外，还新收了辑佚诗29首。
１９８６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孔凡礼校点、刘尚荣任责任编辑的《苏轼文集》。此书以明代茅维刊本《苏文忠公文集》为底本，其主要成就仍在校勘、辑佚方面。此书的校勘“除采用9种主要校本通校外，还使用了金石碑帖、宋人别集、年谱、笔记等多方面资料以解决个别篇目的疑难问题。文集中的制、奏议、尺牍、题跋、杂记各类又寻觅了各自的参考校本如《宋大诏令集》《历代名臣奏议》《苏长公二妙集》《东坡志林》等等（刘尚荣《新版〈苏轼文集〉书后》）。此书辑得苏轼佚文400余篇，编成《苏轼佚文汇编》附于全书之后，颇有参考价值。不过，此书校勘记体例不统一；异文取舍不尽恰当；对墨迹、刻石资料缺乏辨析；辑佚则显得过滥，考辨不精，甚至有《文集》正文已收入者；标点断句也颇有值得商榷之处。１９９０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吴雪涛著《苏文系年考略》，以清光绪、宣统年间覆刻明成化本东坡七集为准，对苏文作了全面系统的编年。除去《外制集》《内制集》已标明写作时间的诏令类外，此书为１６９９篇苏文系年，约占《外制集》《内制集》以外２０３０篇苏文的８４％。这是苏文的首次编年，有开创之功。
苏词的整理成果最丰，在编集和笺注方面都不乏佳作。１９９１年，中华书局出版简体字横排增补本《全宋词》，由唐圭璋编、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第一册收《苏轼词》３６０余首。在按调名编次的各种东坡词集中，此本收苏词最多。注本方面，整理旧注以刘尚荣校点的《傅干注坡词》成就最高。该书以国家图书馆所藏清钞本为底本，以北京大学、中华书局所藏傅注钞本和有代表性的6种苏词及其他版本为校本，凡重要异文皆出校记，同时区别苏轼自撰词题、词引和傅干补添的题解、校注，校订傅注所引经史子集的文句，补标傅注引文出处。书后附有附录三种，一是《注坡词补佚》，二是《历代题跋选录》，三是《苏词版本综述》。新注本最著名的是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１９３６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１９５８年重印，是流传最广的苏词注本。１９７４年华正书局、１９７９年香港中华书局都曾刊行。商务印书馆重印本各词之后首列校记，后为笺注，部分笺注后列有评、本事附考或附录，分别收录诸家有关苏词本事的记载或考证、评论。在龙笺后数十年，１９６８年香港万有图书公司出版了曹树铭校注的《苏东坡词》，１９８０年曹氏对全书作了修订，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６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两次印行。１９７７年，台北学艺出版社出版了郑向恒的《东坡乐府校订笺注》。１９９０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石声淮、唐玲玲的《东坡乐府编年笺注》。１９９８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西北大学薛瑞生的《东坡词编年笺证》，代表了苏词新注本的当代水平。此书收苏词３６０首，在编年上颇下功夫，订正前人编年之误者１０首，新编年者１０３首，共编年３１７首，几占苏词十分之九。但是此书少部分编年词仍有穿凿附会之嫌，尤其是处理互见词、可疑词不够审慎。２００２年９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邹同庆、王宗堂的《苏轼词编年校注》，含编年词２９２首，未编年词３９首；附编他集互见词8首，存疑词１１首，误入苏集词５３首。在词语注释、编年审订，特别是在某些词章收录流传的文献轨迹上功夫极深，也是目前苏词新注中成就颇高者。
苏轼留下来的各种著述，不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早在北宋神宗时期，苏轼的作品就已流传到高丽，其后影响高丽、朝鲜直至现代韩国的文坛。高丽高宗２３年（１２３６年），著名文学家李奎报的门人崔君址将从中国买来的苏轼著作重新刊刻为《东坡文集》，可惜这一高丽雕刻本今已失传。近世朝鲜更出现了好几种《东坡源流》，是苏轼学术渊源和作品选录的汇编本。正如韩国学者洪瑀钦教授所说：“苏轼在韩、中比较文学史上占有的地位和意义，可以说比陶渊明、李白、杜甫等文人更深刻而广大。”（洪瑀钦《“拟把汉江当赤壁”——韩国苏轼研究述略》）
在南宋，苏轼的著述传播到日本。镰仓、室町时代的五山禅僧开始抄录、注释、讲述苏轼的诗作，到１５３４年，日本出现苏诗的讲义录集《四河入海》，全书２５卷，由五山禅僧笑云清三抄集北禅和尚《脞说》、慧林和尚《翰苑遗芳》、一韩《翁听书》、万里居士《天下白》4部讲义组成，其底本是传到日本的元刊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在《翰苑遗芳》中，收集有《施注苏诗》的注释，可作为宋刊施注本的辑佚。在日本刊行的苏轼别集版本极多，不胜枚举。苏轼的著述传到欧美，引起西方汉学界的兴趣。除了研究著作外，也出现了一些苏轼作品的英、德、法和其它欧美语言的译本、选本，内容包括苏轼的诗、赋、古文等等。总而言之，苏轼在文学上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他的作品不止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并已成为国际性的比较文学研究范本。
历代学者对于苏轼著述的整理已取得很大成绩。不过，迄今为止，尚无一部苏轼文集的校注本，更遑论合苏轼文、诗、词于一体的全集校注本。究其原因，乃在于苏轼著述过于庞大，以个人之精力很难完成全集的校注工作。正因如此，地处苏轼故乡的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承担起这一艰巨任务。
经过20余年几代人的努力，《苏轼全集校注》终于全部脱稿，并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苏诗、苏词是在旧注的基础上另作新注、补罅删芜、订讹纠谬、释词解义。苏文除了略参考《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注释外，大多为首次自作新注、考订编年、探究本事、解释词义，都有所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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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 迄今最权威的苏轼全集校注本出版
近日，历时20年、规模900万字、全20册的《苏轼全集校注》出版座谈会暨赠书仪式在北京举行。《苏轼全集校注》是第一部对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诗集、词集、文集进行全面校勘、注释、编年、辑佚的大型古籍整理著作。苏轼学问海涵地负，其全集涉及知识面极广，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博物学、地理学、医学，几乎无所不包，因而校注难度极大。经四川大学中文系几代学者的努力，本书终于在2004年全部脱稿；又几经修订，于2010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全书126卷。包括苏轼诗集校注50卷，词集校注3卷，文集校注73卷，另附苏轼文集辑佚6卷。不少作品后面有“附录”和“辑评”，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相关的写作背景信息和评论资料。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而苏轼正是宋代文化最杰出的代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罕见的全才。苏轼创造的文化世界，曾有“苏海”之称。全面系统地整理他的作品，编著一部集诗、词、文于一身的《苏轼全集校注》乃是一项劳苦功高的浩大工程。该书的出版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部详实的苏轼诗、词、文集，也为苏轼研究及宋代文学、文化研究提供了一部可资凭藉的资料汇编，对于学术之发展、传统文化之继承、文化建设之繁荣意义重大。（王 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