媳妇们为换彩礼出嫁而在夫家受尽欺凌的悲剧轮回，拜把子兄弟因囊中羞涩“合资”娶亲的痛苦挣扎，洋枪、火车代替功夫、镖局的文化隐喻，旧社会黑道间同党纷争、官匪勾结的政治讽刺，以及票友下海艰难生存的梨园悲歌……1月上旬，随着2011年国家大剧院开年大戏话剧《老舍五则》的精彩亮相，那些北平时期的陈年往事、老四合院里的悲欢离合，再次生动地呈现在北京观众面前。

    《老舍五则》由《柳家大院》《也是三角》《断魂枪》《上任》《兔》5个精彩短篇组成，尽管这些作品创作于六七十年前，但其所展现的老舍对人类生存与生命价值的思考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作品由老舍之子舒乙亲自遴选，著名导演林兆华执导，著名表演艺术家刘佩琦、雷恪生、孙宁担纲主演。首度将老舍的短篇小说搬上戏剧舞台，林兆华没有采取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而是保持他一贯的实验戏剧风格，以荒诞、戏谑的手法将5个原本完全独立的故事揉捏串联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而统一的作品。为了准确传达原作中醇正的京味儿风格，林兆华不仅特邀雷恪生、刘佩琦两位重磅演员加盟，更搬来一向以演出老舍作品著称的北京曲剧团作为整部戏的演出班底。剧中，刘佩琦与雷恪生、孙宁“一赶三”、“一赶四”，以过人的表演实力将原汁原味的北京方言、剑拔弩张的戏剧交锋表现得淋漓尽致，使观众们再一次见识了老舍集幽默大师与悲剧大师于一身的艺术创造力，同时也证明了老舍的短篇小说同样是一片广阔的戏剧沃土。

    记者：虽然是话剧演员出身，但近年来您在话剧舞台上并不算多产，《老舍五则》在什么方面吸引您再次登台？

    刘佩琦：虽然这些年上台比较少，但其实我还是挺留恋舞台的。之所以演这部戏，一方面因为“大导”（林兆华），他曾经跟我约过很多次，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合作机会。这次也是机缘到了。我本身很喜欢京味儿风格的作品，这次一听说是排演老舍的作品，我非常高兴，可以说是死乞白赖地挪时间，促成了这次合作。

    记者：这次演出是否加深了您对老舍先生的理解？

    刘佩琦：说老实话，我从小爱读书，中外文学名著都读过不少，恰恰就老舍先生的作品没怎么读过。但是过去我喜欢的中外名著一个都没演过，只是作为小时候文学素养的一种积累，反而是在五十大几的时候才有机会演了一把老舍先生的作品。很感谢老舍先生写出了这么精彩的故事和人物。看老舍先生的作品，我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说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一座丰碑。他对于北京市井文化的理解，对于四合院、胡同里老百姓生活的勾勒，太深刻、太细腻了。他的作品灵动、鲜活，不是那种关起门来想象再加上点艺术灵感的创作。它们不是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而是真实的、鲜活的北京四合院。与《巴黎圣母院》那种两极的美、传奇的爱不同，老舍的作品完全是从北京的泥土中走出来的，带着泥土的芳香、带着胡同的犄角旮旯里青苔和蜗牛的味道。

    记者：您说您喜欢“京味儿”作品，而且也确实有很多观众、导演都认可您身上的京味儿，但您其实并不是北京人。

    刘佩琦：没错，我是天津人，也没有胡同里的成长经历。当然，各地文化都有它的魅力，但是我确实比较偏爱京味儿文化，尤其是北京市井文化，我觉得充满了魅力。其实任何一个表现地域文化的作品，剧组里不可能都是纯正的当地人。演员应当要能够跨越自身的地域局限去表现其他地域的文化，不可能哪儿的演员只演哪儿的事儿。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想要活化自身地域以外的文化，其实是很困难的。一部影视或舞台艺术作品能够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不是靠哪一个演员或者哪一个人能够办到的，它必须由各工种、各环节配合完成，作品的成绩是团体总分，不是单项分。即便一个演员演得再地道，如果其他部分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这部作品也不可能传达出真正地道的地域文化特色。

    记者：您在这部戏中分别扮演了《柳家大院》里的算命先生、《也是三角》里的孙占元、《断魂枪》里的沙子龙、《兔》里的俞先生，一个晚上“一赶四”，而且4个角色都跟您一贯的艺术形象差距比较大，是否感到很有挑战性？怎么使自己的表演更符合角色和作品的需要？

    刘佩琦：在同一天晚上一口气演4个角色，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很过瘾！每个角色我都很得意，也都很有挑战。相比影视剧，话剧舞台为演员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选择演员未必都是外型和角色完全靠帮的，更多可以依靠表演功力使观众信服。演员就是角色，在舞台上，我能塑造跟我本人完全不搭尬的角色，这也是舞台神奇的、有魅力的地方。比如票友俞先生，如果是影视剧，任何一个导演都不会找我这种有演老农民、老工人形象气质的演员来演。舞台的角色塑造关键是找好“度”。舞台上没有特写，即便是第一排的观众也只能看到相当于影视中近景的景别，在外型上没有先入为主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演员对角色的理解都体现在对表演“度”的把握上。找准角色状态是最重要的，但也不能忽略细节。这次一晚上塑造4个人物，掰开来说，区分得还算是有距离，塑造得还算成功，这离不开细节的处理，而细节要处理好就得靠琢磨。比如《柳家大院》里，面对张二媳妇的指责，我说：“张二媳妇，没那么八宗事儿！宪书我借过，可我一回没抽过，你别冤枉我！”——“没那么八宗事儿”这是原作中没有的台词，但是当时我觉得如果这么说，能够起到符号性的强化作用。对于我一个外埠演员来说，能用比较地道的北京话对作品和表演进行丰富，哪怕只是简单的一两句，都需要长久地琢磨。随着演出次数的增多，我对角色的理解也不断深入，在表演的细节上都有一定的调整和丰富。

    记者：这部戏从去年创作，到香港首演，再到今年初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这个过程中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刘佩琦：这个戏在香港演出的时候，反响之热烈很让我们意外，甚至可以说震惊，之前没去演出过，没想到观众这么热情。关键并不是谢幕的次数，而是它至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观众心里对这个戏的认可。但是这次在国家大剧院演，反而不如在香港。观众反应冷淡，我们站在台上感觉像掉进了冰窖里。演出间隙，我去找国家大剧院的服务员聊天，问他们到底喜不喜欢这个戏？结果都说喜欢，有的已经接连看过3遍了。其实演员在台上表演时内心还是很脆弱的，我们非常需要观众的反馈，告诉我们这个戏哪里好、哪里不好。舞台演出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台上台下能及时互动、沟通。如果观众没反应，全靠演员的艺德和职业精神支撑演出，那是不正常的。你看看北京曲剧团这次参演这部戏的那些演员多棒啊！“尤二哥，脚踩两只船，容易劈腿”——人家表演就是这么有控制！但是这么好的演员，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现在演出市场这么浮躁，越是浮躁，越是需要观众对这些好演员能够给予足够的反馈和重视。我们这个行业最需要批评，都是抬轿子的、都是好，这样是不对的！我个人认为我在这个戏里已经做到我的最好，没有可批评的地方，但我心里却还在等待着批评，这种批评不是谩骂、诋毁，而是一种文艺现象，从一个更客观的角度提出更高明的意见，是真诚的，能给人醍醐灌顶的作用，让我们不由地想说：“哟，我怎么没想到啊？”没有这种批评，我们又怎么进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