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剧照

    现在的话剧演出市场上，演出最多、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时尚的、炒作的、以轻松、减压、娱乐和商业目的为出发点的剧目，甚至出现了一些从单纯搞笑到走向极端的怪异、荒诞、庸俗、恶搞的戏剧；而那些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广大普通劳动者，反映社会矛盾、价值取向、观念差别、思想冲突的作品却越来越少了……一个民族、一个勤于思考的民族难道就这样轻易地放弃它的思想武器？难道就这样坐视优秀戏剧作品中那些震撼人心的力量被无情地淹没？大画家吴冠中先生说过：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鲁迅为什么能震撼人心？鲁迅在谈自己的写作时言道：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尼采在《苏鲁支语录》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

    《这是最后的斗争》，是一部关于理想和信念的戏剧。

    关于理想和信念，我不想过多地强调“共产主义”，但信仰它的那一代人，共产主义的理想犹如他们的生命。它的神圣、它的高洁、它的不可动摇，是今天的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我想忠实地记录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人的忠诚，我们第二代人的徘徊和继承，第三、四代人的多元化和反叛。这时，我们便会想起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曾说过：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我们还会想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写过一本书，叫做《1999：不战而胜》，另一位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写过《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与毁灭》，尼克松针对共产主义的斗争说道：这也许是一场持久战，但美国必须顽强进攻，“我们必须进攻，否则我们就会在与苏联的斗争中失败，但这种进攻是和平的”。布热津斯基认为：必须削弱共产党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直接监督，必须摧毁对大众传媒的全面控制体系，以防止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和一党专政，而共产主义的光环一旦褪色，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我们还会想起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想起我们国家曾经发生过的政治风波……够了，能想到这些已经十分沉重了。

    我们的父辈有的是从书本上知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投身于革命洪流的、有的是被地主老财“逼上梁山”的，但他们一旦懂得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之后，便再也没有背叛它，以至为它而抛洒鲜血。

    我们这一代从戴红领巾的时代起，就高唱着“你看那，万里东风浩浩荡荡……”就在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要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就从苏联文学、电影、歌曲中背诵《海燕》和保尔的名言，传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在游戏中模仿董存瑞、王成生命最后时刻的英雄形象，抄写着马克思和燕妮的情书，列宁和克鲁布斯卡娅的通信……当我们长大一些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家里，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有许多故事：他们累倒在工厂车间，他们将家里的钱物送给贫穷的下级，他们在个人生活上让级别、让房子，他们把省下的工资交党费，他们就是在忍受委曲的时候仍然坚定地唱着理想之歌……于是，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学着他们的样子，那样说话、那样处事、那样教育别人和自己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大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从“一代新人”到“新新人类”，他们的脚步跨过五大洲七大洋，他们行进的速度是宽带、高速列车，他们吃的是方便面、麦当劳，他们爱听的是摇滚、周杰伦，爱看的是超女、盗版盘，他们不再关心政治，甚至讨厌政治，对神圣和尊严开始“恶搞”，他们崇拜的英雄不再是雷锋、焦裕禄，而是带给他们新鲜刺激的出身于富豪之家的、战斗在玻利维亚丛林中的阿根廷人切·格瓦拉、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和“芙蓉姐姐”……

    现代生活话语的主题词不再是奉献、牺牲、无私、崇高，而是财富、房产地产、名车名牌，这一代人可以为上辈人的故事所感动，但绝不会再那样生活，他们的爱心更加社会化、平民化，而远离政治信仰，他们生活的目标不再是“为人民服务”和“为了他人的幸福”，而是既要高品质的精神生活又要充分的物质享受。

    这些思考的痛苦和痛苦的思考，就是我创作《这是最后的斗争》的根本动因。创作《这是最后的斗争》，是数年来生活中的这些积累和感慨与我的血液、灵魂融会贯通的结果。

    其实，在这部戏里，我最想写的是何光明。从这个老布尔什维克身上，我能看到包括我父亲在内的许多老共产党员的身影。何光明过去的经历有许多事情就是我父亲当年的经历。他们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是在革命斗争的生死经历中形成的，因此，那种血脉喷张的力量是任何人都无法理解的。然而他的痛苦也正在这里，所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对当今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些不好的现象，他不高兴、他焦虑、他思考……我们共产党人是勤于思考的，正因为他们有思考能力，才能在历史关头做出命运的选择，否则，我们的党就不会发展壮大，就不会取得今天的胜利。他同样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因此，他也不是完人，他是那一个时代的符号。何家三兄弟是我想写的一组人物，这三个人物形象在生活中是有原型的。我原本是想把老大写成一个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我总觉得如果这样写必定落入概念化的模式。因为这一代人的经历让他们在甜蜜和幸福之中、在理想与信念之中又体会了困难与艰苦，严酷的政治斗争使他们过早地成熟了。因此，他们的思考比起父辈更客观、更智慧、更宽阔。于是，他们学会了调侃，在机智与幽默之间把握着政治和生活的艺术。这个人物形象也许是现实生活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新人，他既不是《于无声处》中的何为，也不是契诃夫笔下的多余的人，更不是《雷雨》里的大少爷，他也许就是这个样子。老二何二明是激进的、偏执的，但他的血必定是热的，如果在战争年代，他是可以抱炸药包成为董存瑞的。可惜他“牢骚太盛防肠断”，一腔热情最终只能凝聚在嘴巴痛快上了。老三何小明是全剧矛盾设置的焦点人物。一家人和和美美过春节的气氛由于他的事情而发生改变。他从真正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到最后卷款外逃、成为父辈的叛逆，他给老一代带来的震惊和困惑足以导致产生家庭悲剧。但是我们还是给他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意在说明他的本质是好的，他不过是别人的牺牲品。讲实话，在这一点上，我的笔迟疑了片刻，我最终没有写一个与先辈的人生观、价值观完全对立的人物。何小明身上多多少少还寄托着我们共同的理想和希望，因为，全剧结尾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并相信他是能够回来的。

    在创作中我并没有过多地纠缠于人物关系的编织、场次的安排、矛盾的设置等技术性的问题，因为我最深的、最初的灵感，我的灵魂和血性、我的无法抑制的热情等等这些创作的原动力就像一团火燃烧在心中，我只是在寻找一个通道把它释放出来。

    还记得许多年以前，我和李天祥（原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赵友萍（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两位先生经常在一起交谈，李先生博学强记，赵先生思维敏捷，除去文学、戏剧、美学之外，我还经常向他们请教一些哲学和政治、历史方面的问题。记得有一次，我们谈起信仰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当谈到近年来出现的信仰危机时，李天祥先生突然不无感慨地说了一句：希望你将来写一部戏，就叫《这是最后的斗争》。我们都知道，这句话是《国际歌》里的一句歌词，它后面的词是：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