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后排左三)与老师同学合影
我这辈子唯一清楚并付诸实施的理想,就是考上中央美院,成为一名专业画家。还是在很小的时候,父亲随口说了一句“学画最好的地方是中央美术学院”。从那时起这便成了我的理想。
1974年我高中毕业,到延庆农村插队,由于在农村我们办了一本叫《烂漫山花》的群众文艺刊物,县文化馆知道有个知青画得不错,就把我弄去参加工农兵美术创作,这是我第一次和当时流行的创作群体沾上边。我创作了一幅反映那年北大附中几个红卫兵去西藏的作品,后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正是由于这张画,上美院的一波三折开始了。
为准备全国美展,这幅画成了重点提高的作品,我被调到美术馆与专业作者一起改画。一天听人说到“美院招生”4个字,我一下子胆子变得大起来,上前就对那人说:“我能上美院吗?我是先进知青,我在这里改画。”意思是我已经画得不错了。后来知道此人是美院的吴小昌老师,他和我聊了几句,最后说:“徐冰,你还年轻,先好好在农村劳动。”当时我很失望,后来一想:他怎么知道我叫徐冰,一定是美展办已经介绍了我的情况。
那年招生开始了,北大、清华、医学院、北外的老师都到延庆来招生,还找我谈过话。我母亲从北京打来电话叮嘱我:不管什么学校都要上。我却没执行,一心等着美院来招我。因为我知道,如果上别的学校这辈子想当画家的理想就破灭了。招生结束了,别人都有了着落,美院的人还是没来。一次在路边草棚里避雨,有几个北京人说招生的事,我心里一激动,美院终于来了!细问是电影学院摄影专业来招生的。美院是没戏了,学摄影多少也有点关系,我把画给他们看,他们马上就决定招我了。就这样我的材料被送到县招办,成了电影学院的学生。正准备去电影学院,这时美院的人来了,两个学院磋商后,把我让给了美院。
好事多磨,美院考试通知终于来了,可我打开一看,考试日期已经过了好几天了(由于山洪,邮路断了)。我当时正在地里干活呢,拿着信,连住处也没有回,放下锄头就往北京的方向走。走出了山,搭上知青工宣队的车,进了美院。身穿红色跨栏背心,手拿草帽,典型的知青形象。见到管招生的军代表李茂,他说:“以为你们公社真的把你留下来做中学美术老师了。考试都结束了,怎么办?你自己考吧。”他让我先写一篇文章,我当时又累又急,哪能写文章。我说:“我先考创作吧,晚上回家把文章写出来,明天带来。”他同意。我自己在一间教室“考试”,旁边教室里老师们在讨论要谁不要谁,我都能听见。钟涵等先生不时过来和我聊几句,想是要看看这个知青长什么样,是否符合美院的标准。我画了一个坐在炕头读《毛泽东选集》的知青,边上一盏小油灯,题目叫“心里明”。第二天我在外面画了一张色彩写生,考试就算结束了。和军代表告别时,我要求看一下其他考生的画。他带我到一间教室,每位考生一个墙面,我一看就踏实了,我的那些王式廓风格的农民头像,几本《烂漫山花》都整齐地摆在那里。美院老师是懂行的。
我又回到收粮沟。一天天过去了,转眼半年过去了,通知书却一直没出现。这期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文革”结束了,高考恢复了。我私自去美院查看是怎么回事。校园里有不少大字报,有一张是在校学员写的,内容是要求重新招生,拒绝这批工农兵学员入学的呼吁。我心里又凉了。没想到,没过几天录取通知书就来了。我终于成了中央美院的学生,我将成为一名专业画家。美院师生经过激烈争论,还是把我们这批人作为77级接收了。
当时是入学后才分专业。我认真填写了志愿书,坚决要求学油画,不学版画和国画。我的理由是:国画不国际,版画大众不喜欢。但其实院里早就定了,我被分到了版画系。事实上,中国版画在艺术领域里是很强的画种。那时几位老先生还在世,李桦教我们木刻技法,上课时他常坐在我对面,我刻一刀他点一下头,这种感觉现在想起来也是一种幸福,像是有种气场,把两代人的节奏给接上了。
那时的中国社会万物复苏,但我把自己关在画室里,在徐悲鸿学生的亲自指导下画欧洲石膏,我已经相当满足了。我比其他人用功许多,对着石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仿佛新陈代谢全停止。别人都说我刻苦,但我觉得坐在画室比起在地里干农活来,根本不存在辛苦这回事。
美院一年级第二学期,素描课最后一个是长期作业,是画大卫。美院恢复画西方石膏和人体模特是新时期艺术教育标志性的事件。画大卫对每一个学生来说也是“标志性”的。我寒假继续画同一张作业,是出于一个“学术”的考虑。我决定把这张大卫无休止地画下去,看到底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是否能真的抓住对象,而不只是笔触。一个寒假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从纸上凸显出来的真实的大卫石膏像,额前那组著名的头发触手可及。深入再深入,引申出新的“技术”课题——石膏结构所造成的光的黑、灰、白与这些老石膏表面脏的颜色之间关系的处理(这些石膏自徐悲鸿从法国带回来后,被各院校多次翻制,看上去已经不是石膏了,它表面的质感,比真人头像还要丰富和微妙)。我在铅笔和纸仅有的关系之间,解决着每一步所遇到的问题,一毫米一毫米地往前走。
快开学了,靳尚谊先生看到了这张大卫,他看了好长时间,一句话都没说,走了,弄得我有点紧张。不久,美院传出这样的说法,靳先生说:“徐冰这张大卫是美院建院以来画得最好的。”这是30年前的事了,后来中国写实技术提高得很快,大卫有画得更好的。这张作业解决的问题,顶得上我过去画的几百张素描。素描训练不是让你学会画像一个东西,而是通过这种训练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素描—— 一根铅笔、一张纸,只是一种便捷的方式,而绝不是获得上述能力的唯一的手段。齐白石可以把一棵白菜、两只辣椒画得那么有意思,这和他几十年的木工活分不开,这是他的“素描”训练。
我后来与世界各地不少美术馆合作,他们都把我视为一个挑剔的完美主义者。我的眼睛很毒,一眼可以看出施工与设计之间一厘米的误差,出现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重来的,这和画素描在分寸间的把握是一样的。
生活中,最值得珍视的,莫过于得到一种感动,哪怕只是某一刻的一点点儿。我们爱美院,是因为在与她共度的时光中,美院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
(徐冰 著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77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