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那年，我初中毕业，从学生一跃成了农民。有一天早上，我在江边洗衣服，迎面的铁船上下来一位穿着花衬衫的男青年，满头卷发，优雅地迈着江心洲从不曾见过的步子，向我走来。他有一双漫不经心的眼睛和一副郁郁寡欢的神情，许多年过去后，一想到城市人，我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他那张淡淡哀怨的脸。我停止洗衣裳，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最为吸引我的还是他那双摆动着的手。我留意到那双手手指修长，手背上的皮肤白皙干净，指甲修剪得短而整齐。后来我知道，他是因为失恋心情不好，到江心洲来散心的。我早就知道世界上有个地方叫“城市”，而如果我们要爬出江心洲这口深井，到达那个地方，考上大学是惟一一条绳子，所有的乡下孩子都有爬出这口井的欲望，但这种欲望是朦胧的、无形的，直到见到这个真正的城市人后那种隐隐约约的渴望突然涌上了喉咙。我在瞬间才确定这世上有一种人跟我们截然不同：他们长得干干净净，在我们弯腰驼背或汗流浃背的时候，他们迈着悠闲的步子在江滩上散心。

    我伸出自己的手。那是怎样一双手啊，我14岁的手心全是厚茧，手背因为在水里浸泡太久，肿胀发红。手指因为握锄而粗大，指甲里也藏污纳垢，酸楚和自卑一瞬间紧紧地裹挟了我，我深深地低下头，没有敢再打量他一眼。

    那天晚上，我开始盘算怎么样脱离这种生活。我开始趴在小桌子上借着煤油灯的光亮一笔一画地临帖。我听说邻村有个男孩子因为字写得好去了北京。许多洁白的纸被我写黑了，许多衣裳上沾了墨汁，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有去北京的可能，3个月之后，我母亲断然不再允许我做这种没头没脑的事，我的书法家的旅程戛然而止。

    后来我写诗。我把诗寄到上海的《文学报》。一位叫李连泰的编辑给我回信。他说，这诗太白了，有想法，但不够。

    邮递员每周送一次信到村里的学校。妹妹拿着信挥舞着奔向我，她把“上海”带到我的手上，很快全村都知道我收到了城里人的来信，他们不在乎你收到的是不是退稿信，他们只知道你和上海联系上了。

    那时候，写作仅仅是为了发泄。

    18岁那年我进了城，在服装厂做缝纫工。身边不时出现真正的有着干净指甲缝以及白皙手背的城里人。我们近距离地接触，但无形的墙竖在那里，我们从来不是他们关注的对象，相反，那段日子，我倒是常常留意到在女工宿舍围墙外的年轻男孩们。他们盲目地等在工厂外，穿着沾满了洗不脱的泥浆的衣裳，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关键的是他们的手污迹斑斑，因为砖块和钢筋的污渍渗进皮肤，以及太阳底下一日又一日的暴晒，他们的手背青筋暴突，跟他们的年龄严重不符，清晰地暴露着他们的来处，不能使人多加幻想。他们敏锐地嗅到和他们同一来处的姑娘们的地盘，每天晚上盲目而耐心地等在外头，偶尔有个别大胆的，壮着胆子朝着女工的窗台喊：

    姑娘啊，妹妹啊，下来逛逛吧！

    一日又一日，不停地有人放弃，亦有人跟进。除了保安过来恫吓几声之外，鲜有姑娘回应。意外的是，手持电筒的保安在吓走外人之后，仰起和民工们一样的头颅，对着姑娘们的窗台轻声地呼喊：

    姑娘啊，妹妹啊！

    然后也迅速逃去。

    后来我遇到许多双类似的手，街边摆点心的大婶、修鞋的大叔，跟我年纪一般大的钟点工，他们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都淋漓尽致地写在他们的手上。

    同样的境遇使我对他们深感同情，我看到他们孤寂的漫漫长夜以及我自己的长夜孤寂。我忽视他们的唐突、粗俗，只发现他们粗糙的手以及那些手承载的重量。那时我的文章对城市充满了敌意。发表在当地日报上的散文和杂文，每一句都幼稚而尖锐地摆着战斗者的架势。

    那个时期的写作是对命运不平的揭示，我们对浅表性的不公耿耿于怀，自以为保持战斗姿势是惟一的选择。我的作品没有诗意，紧张、不安，这种委屈和躁动如实地反映在当时的每一部作品中。

    再后来，我在城里有了立足之地，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公司，我握过许多双形态各异的手，每双手都有自己的特质，或温暖或冰凉，或友善或敌意，有的毫无诚意，有的满是故事。一双手就是一个舞台。正是这些形态各异的手增加了我的见识，丰富了我的阅历，使我逐渐成熟。我内心的敌意以及泾渭分明的判别开始淡化。我的写作开始走向“担当”。除了发泄，除了不满之外，我还在思考种种现象背后的问题。这时，我已快30岁了。

    紧接着，我生了病。绚烂之后平淡光临，飞速向前的世界关在了门外。年华最好时的静止，带我进入了全新的地带。前，是缥然一片；后，已是回不去的故乡。

    在养息中，过往悄然回访。这世上的真相一层一层每天被时间和空间覆盖着不见天日，这世上有许多人都不了解他所处时代的真相，这还是次要的，他甚至不了解自己身上的真相，自己性格的真相，自己需求的真相。惟有那些写满了故事的手留在记忆深处，将我的意识一 一唤醒。近十年来，我与我的手相依为命，我身体最糟糕时，不能坐，不能站，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那无力的双手握着铅笔写出了一行行字，写出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由此开启了新的门。

    站得愈高，愈知自身卑微；

    走得愈远，愈晓山险水深。

    这8年来，我写了7部长篇小说，发表6次，出版5次。换句话说，我在文学界共抛头露面11次。很显然，我被关注和阅读的机会也仅有这么几回；更糟糕的是，每写完一部小说，不到一年，我就发现自己没有脸再翻开。人最可怕的是生命中不可抹煞的过程被否定，人最可贵的是勇敢地否定自己，最重要的是，否定之后仍旧重新出发。

    不是所有的探求都有结果，但所有的结果都必然是漫长的探求得来的。

    我欣喜地发现，正是这些现象，体现了我的纯度。写作虽是有计划的行为，却如同在野外开车，方向盘怎么打，陷坑怎么避，油门怎么加，每一个动作都能产生种种意外的后果。写作者能做的，就是每个阶段老老实实地忠实于自己的思想、见识、境界和情怀。写作者既是一个操纵者，也是一个被操纵者，有时，他主宰了主人公的命运，而另一些时候，他被裹挟向前，带着岁月的温度。

    我们的理想和认识也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在探求中重新确立。此后我的作品开始有了新的意味。我明白写作关乎涵养、经历、气质、趣味和胸怀。我不再刻意追求对立，而是担当。我的写作也渐显自身的个性，写作不再是简单的发泄和发问，写作更是对时间的挽留，对世事的洞见，写作，是为了捍卫人的尊严。

    纵然怀着理想，却不一定能到达理想的所在。

    此刻，我端祥着自己的手。细腻、白嫩，老茧褪去，显然轻易看不出来路。正是生活，正是在我的少年时期遇到的那双与我截然不同的手对我的刺激，使我对生活产生了新的渴望，以至于我喜欢通过人的手发现生活对他的打磨，也正是对千千万万双手的不同角度的观摩和发现，使我的手摆脱了它以往的模样，摆脱了它原有的命运，有了新的形象和使命。然而，我记得我14岁那年见到的不知道名字如今显然已是中年男人的手，以及我见过的每一双手。我为它们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