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唯一清楚并付诸实施的理想，就是考上中央美院，成为一名专业画家。还是在很小的时候，父亲随口说了一句“学画最好的地方是中央美术学院”。从那时起这便成了我的理想。
１９７４年我高中毕业，到延庆农村插队，由于在农村我们办了一本叫《烂漫山花》的群众文艺刊物，县文化馆知道有个知青画得不错，就把我弄去参加工农兵美术创作，这是我第一次和当时流行的创作群体沾上边。我创作了一幅反映那年北大附中几个红卫兵去西藏的作品，后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正是由于这张画，上美院的一波三折开始了。
为准备全国美展，这幅画成了重点提高的作品，我被调到美术馆与专业作者一起改画。一天听人说到“美院招生”4个字，我一下子胆子变得大起来，上前就对那人说：“我能上美院吗？我是先进知青，我在这里改画。”意思是我已经画得不错了。后来知道此人是美院的吴小昌老师，他和我聊了几句，最后说：“徐冰，你还年轻，先好好在农村劳动。”当时我很失望，后来一想：他怎么知道我叫徐冰，一定是美展办已经介绍了我的情况。
那年招生开始了，北大、清华、医学院、北外的老师都到延庆来招生，还找我谈过话。我母亲从北京打来电话叮嘱我：不管什么学校都要上。我却没执行，一心等着美院来招我。因为我知道，如果上别的学校这辈子想当画家的理想就破灭了。招生结束了，别人都有了着落，美院的人还是没来。一次在路边草棚里避雨，有几个北京人说招生的事，我心里一激动，美院终于来了！细问是电影学院摄影专业来招生的。美院是没戏了，学摄影多少也有点关系，我把画给他们看，他们马上就决定招我了。就这样我的材料被送到县招办，成了电影学院的学生。正准备去电影学院，这时美院的人来了，两个学院磋商后，把我让给了美院。
好事多磨，美院考试通知终于来了，可我打开一看，考试日期已经过了好几天了（由于山洪，邮路断了）。我当时正在地里干活呢，拿着信，连住处也没有回，放下锄头就往北京的方向走。走出了山，搭上知青工宣队的车，进了美院。身穿红色跨栏背心，手拿草帽，典型的知青形象。见到管招生的军代表李茂，他说：“以为你们公社真的把你留下来做中学美术老师了。考试都结束了，怎么办？你自己考吧。”他让我先写一篇文章，我当时又累又急，哪能写文章。我说：“我先考创作吧，晚上回家把文章写出来，明天带来。”他同意。我自己在一间教室“考试”，旁边教室里老师们在讨论要谁不要谁，我都能听见。钟涵等先生不时过来和我聊几句，想是要看看这个知青长什么样，是否符合美院的标准。我画了一个坐在炕头读《毛泽东选集》的知青，边上一盏小油灯，题目叫“心里明”。第二天我在外面画了一张色彩写生，考试就算结束了。和军代表告别时，我要求看一下其他考生的画。他带我到一间教室，每位考生一个墙面，我一看就踏实了，我的那些王式廓风格的农民头像，几本《烂漫山花》都整齐地摆在那里。美院老师是懂行的。
我又回到收粮沟。一天天过去了，转眼半年过去了，通知书却一直没出现。这期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文革”结束了，高考恢复了。我私自去美院查看是怎么回事。校园里有不少大字报，有一张是在校学员写的，内容是要求重新招生，拒绝这批工农兵学员入学的呼吁。我心里又凉了。没想到，没过几天录取通知书就来了。我终于成了中央美院的学生，我将成为一名专业画家。美院师生经过激烈争论，还是把我们这批人作为７７级接收了。
当时是入学后才分专业。我认真填写了志愿书，坚决要求学油画，不学版画和国画。我的理由是：国画不国际，版画大众不喜欢。但其实院里早就定了，我被分到了版画系。事实上，中国版画在艺术领域里是很强的画种。那时几位老先生还在世，李桦教我们木刻技法，上课时他常坐在我对面，我刻一刀他点一下头，这种感觉现在想起来也是一种幸福，像是有种气场，把两代人的节奏给接上了。
那时的中国社会万物复苏，但我把自己关在画室里，在徐悲鸿学生的亲自指导下画欧洲石膏，我已经相当满足了。我比其他人用功许多，对着石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仿佛新陈代谢全停止。别人都说我刻苦，但我觉得坐在画室比起在地里干农活来，根本不存在辛苦这回事。
美院一年级第二学期，素描课最后一个是长期作业，是画大卫。美院恢复画西方石膏和人体模特是新时期艺术教育标志性的事件。画大卫对每一个学生来说也是“标志性”的。我寒假继续画同一张作业，是出于一个“学术”的考虑。我决定把这张大卫无休止地画下去，看到底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是否能真的抓住对象，而不只是笔触。一个寒假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从纸上凸显出来的真实的大卫石膏像，额前那组著名的头发触手可及。深入再深入，引申出新的“技术”课题——石膏结构所造成的光的黑、灰、白与这些老石膏表面脏的颜色之间关系的处理（这些石膏自徐悲鸿从法国带回来后，被各院校多次翻制，看上去已经不是石膏了，它表面的质感，比真人头像还要丰富和微妙）。我在铅笔和纸仅有的关系之间，解决着每一步所遇到的问题，一毫米一毫米地往前走。
快开学了，靳尚谊先生看到了这张大卫，他看了好长时间，一句话都没说，走了，弄得我有点紧张。不久，美院传出这样的说法，靳先生说：“徐冰这张大卫是美院建院以来画得最好的。”这是30年前的事了，后来中国写实技术提高得很快，大卫有画得更好的。这张作业解决的问题，顶得上我过去画的几百张素描。素描训练不是让你学会画像一个东西，而是通过这种训练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素描—— 一根铅笔、一张纸，只是一种便捷的方式，而绝不是获得上述能力的唯一的手段。齐白石可以把一棵白菜、两只辣椒画得那么有意思，这和他几十年的木工活分不开，这是他的“素描”训练。
我后来与世界各地不少美术馆合作，他们都把我视为一个挑剔的完美主义者。我的眼睛很毒，一眼可以看出施工与设计之间一厘米的误差，出现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重来的，这和画素描在分寸间的把握是一样的。
生活中，最值得珍视的，莫过于得到一种感动，哪怕只是某一刻的一点点儿。我们爱美院，是因为在与她共度的时光中，美院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
（徐冰 著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77级学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