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诗词版本繁多，各地方、各出版社均有出版，各种文字、各类装帧、各样开本，用纸、印刷、字体、排版等更是层出不穷，保守估计也有１０００余种。时过境迁之后，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诗词特别是线装版逐渐成为收藏界的热点之一，其中尤以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３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朱砂特装本弥足珍贵。据介绍，该特装本书专门定制云纹宣纸，以朱砂调墨珂罗版印刷，特制纯丝封面，无论在工艺还是在设计上都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印制水平。作为特装本，朱砂版《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专供毛主席个人收藏和赠送友人使用，据说当年仅印制了１０册，目前仅在中国版本图书馆存放了1本，其他９本尚未见于世。为纪念毛主席诞辰１１７周年，文物出版社按照１９６３年的版本、工艺、材质，于2010年12月第2次印制此书，尘封近半个世纪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朱砂特装本将首次与公众见面。此书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何在？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白浪、王敬仁、王家骧等当年参与此书的编辑和技术人员回忆了该书制作出版的前前后后。
“六三年版”是毛主席诗词的重要版本
华 文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文物出版社以集宋版书字体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均收入毛主席的诗词３７首。这两种内容相同而字体、版式有别的诗词集（以下统一简称为“六三年版”）都从１９６４年元旦起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行，并陆续在各地新华书店发售。“六三年版”是毛主席诗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版本。它是毛主席亲自编定的第一本具有总结性的诗词集，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重要的诗词集。１９５８年，文物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出版过《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但只是把刊物上已经发表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和《蝶恋花·答李淑一》汇编在一起，未经作者全面校订，数量上也不能囊括他的创作精华。１９６３年，此时毛主席已经７０岁了，他把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汇集起来，并对已发表的诗词认真作了一次校订。自从“六三年版”问世以后，毛主席就再没有下过大力气来编诗词集了。在他逝世前的几个月，曾经出版过一本收入３９首诗词的集子，但那不过是在“六三年版”的基础上增补两首刚发表过的词而已，既未对发表过的诗词加以校订，也未通过出版集子发表新作品。
“六三年版”的发行量大，风行时间长。据相关资料记载，１９６４年文物出版社平装本发行１５万册，到１９６６年５月累计销售已达１５１．９万册；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印刷的平装本就达５０万册，１９６６年５月第６次印刷，累计印数已达４００万册。十年动乱期间，“六三年版”又以各种开本、装别大量印行。“六三年版”是迄今为止毛主席的若干诗词集子中印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一个版本，在毛主席诗词传播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六三年版”的出版说明写到：“本书收入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以前发表过的二十七首，这次出版时经作者作了校订。另外十首是没有发表过的。”毛主席对已发表的27首诗词作了哪些校订呢？
（一）为每首诗词署明写作日期。写作日期是领会诗意的重要依据，“六三年版”署明写作日期，大大有助于读者对作品时代背景和思想内涵的理解。由于明确了写作日期，《诗刊》创刊号上18首诗词的排列次序也作了一些调整。
（二）加上一些词的题目，改动少数原有题目。例如，《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的原发表稿，只有词牌名，没有题目，“六三年版”则加上了“和柳亚子先生”的题目。
（三）对部分诗词的正文或附注作了文字订正。文字订正涉及8首诗词，这里对《菩萨蛮·黄鹤楼》的文字校订作一点介绍。１９５７年春，复旦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黄任轲在报纸上见到该词“把酒酎滔滔”一句，经考证后断定“酎”是“酹”的笔误，于是写了一封“北京，毛主席收”的普通信件，讲明了他对“酎”、“酹”的看法。过了不久，他收到一封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５月２３日的信，信中说：“黄任轲同学：你的来信毛主席已经看过，他说你提的意见是对的，嘱我们代复。此复，并致敬礼。”１９６２年，臧克家、周振甫《毛主席诗词讲解》出增订本时，这个字已改。“六三年版”也改了这个字。１９９６年《咬文嚼字》第１期发表了黄任轲对此事的回忆文章。
（四）为和作附上原作。27首诗词中有两首和韵之作，即《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六三年版”新发表的10首诗词中，唱和郭沫若的两首诗词附上了原作；《卜算子·咏梅》是“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的，也附上了陆游的原词。
“六三年版”的37首诗词中，有10首是没有发表过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10首诗词中有一首写于１９４９年，其余9首均是１９５８年以后的作品。这段时期里作者的诗词作品远不止10首，但作者只选了这10首，显然它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作者比较满意的。并且，选定发表的10首诗词都经过作者反复推敲、打磨。这一点，从作者留下的一些书信和诗词手迹就可以一目了然。
毛主席在１９５９年６月、７月分别写了《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以后，曾于同年９月１日致信《诗刊》负责人臧克家、徐迟，信中说：“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上诗刊。”这两首诗当时均未在《诗刊》发表，原因是作者对作品还不满意，要作进一步修改。毛主席随后的两封信可以证明这一点。９月７日、１３日毛主席先后两次给胡乔木写信：“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１９６３年３月和１０月，毛主席曾打算在报刊上发表他的3首诗词。３月，毛主席嘱林克致信《诗刊》主编臧克家，送去《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发表；同年１０月２日，毛主席关于发表两首诗致信袁水拍。以上两封信送去发表的3首诗词当时都未发表，这是由于毛主席在信件发出不久又改变了主意。改变主意的原因，既可能是考虑到发表的时机，更可能是想再对作品斟酌一番。这些均反映出毛主席对这１０首诗词作品的反复推敲。
传统印刷工艺的一朵奇葩
德才 浩冰
在印制《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平装本时，文物出版社曾专门为毛主席印制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朱砂特装本，集宋浙刻字体，珂罗版印刷，朱砂调墨，云纹做底，专家指导装订，堪称新中国印刷史上的一朵奇葩。当年参与此书制作过程的工作人员如石焕章等老先生早已去世，只剩下尚春科、王敬仁、王家骧等数人健在。近日，曾在文物出版社主管技术的王敬仁和当年文物出版社的印制人员王家骧向我们揭开《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印刷制作的神秘面纱。
当时文物出版社与文物出版社印刷厂是一体的，都位于故宫城隍庙。编辑出版集宋浙刻字《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时，文物出版社副社长高履芳（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夫人）亲自坐镇抓生产。“毕竟，这本书是献给毛主席七十大寿的礼物，马虎不得。高履芳同志亲自到厂里面召开动员大会，阐述了该书的意义以及重要性。”王家骧回忆道，“对我们来说，做这本书就是政治任务，就是要坚决服从上级的指示，表决心，争先恐后完成。”
朱砂特装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专门为毛主席制作，用于个人收藏和赠送友人使用，不对外公开发行，据说当年只制作了１０本。亲自把朱砂特装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送到中南海的王敬仁说：“当时去中南海送书的时候，还专门找出版社书法非常好的尹胜老师写了‘呈毛主席’几个字。书是用包袱包起来的，凭感觉也就１０本左右。到了中南海，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出来接了，我就回去了。当年文物局的领导以及康生、陈伯达等应该都送了书，但现在恐怕市面上都找不到了。至少，我现在没有发现。”老人回忆说，这次为毛主席制作此书，可以说是不计成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朱砂本采用的是云纹宣纸，珂罗版印刷，朱砂调墨，特制纯丝封面，所有的材料都是特制的。
作为文物出版社的特色之一，珂罗版印刷主要用于复制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的书法绘画作品，由文物部门组织专业人员从事复制，最大限度地体现原稿的特色。当年文物出版社印刷厂的机器有6台，印刷工人至少有5个，并且聚集的都是顶级的印制专家。“珂罗版工艺对温度、湿度条件要求十分苛刻，制作周期漫长，难度系数很高，一般由经验非常丰富的珂罗版车间师傅操作，石焕章、尚春科等老先生亲自掌握墨色。在珂罗版上应用朱砂印刷，印一张就要擦拭一下珂罗版，必须格外细心。”王敬仁说。朱砂特装本扉页“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9字为镂空的字体，印制时，由于笔画纤细，墨色稍浅则不显，墨色稍重则影响美观，珂罗版工艺下才能做到纹理闪耀、精美动人。
印刷所用宣纸都是直接从安徽定做的云纹宣纸，天头云纹祥云扩展，地角云纹纹饰飞洒飘逸，内页衬纸则用两张纯檀皮宣纸。朱砂墨也是从天津墨厂定做的。“为什么用朱砂调墨呢？因为油墨都会掉色，但朱砂不会。当油墨的颜色减淡之后，剩下的就是朱砂色。以后，不管存放多少年，颜色一直不变。”王家骧老先生拿过此次印制的样稿，仔细看了看，不住地点头，并提议说，这个颜色可以稍微加深一些，以达到更好的视觉效果。
“那个时候，大家为了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可以说一点也不含糊，各门类的专家通力合作，耗费了非常大的精力。”王敬仁介绍说，装帧的时候就专门请来了国家图书馆的老专家肖振邦。书高33.4厘米，宽21.2厘米，厚0.8厘米。封面用的是特制的丝绢，藏蓝色的丝绢封面装裱在特制的蓝色宣纸上，封面上配以浅色的绢签，绢签上为汉代《史晨碑》集字书名。说起今年文物出版社按照原版工艺、材质重新印制《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朱砂特装本，老先生笑着说，到时候“亲自来工厂折页子”。
《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诞生记
白 浪
文物出版社是最早出版毛主席诗词的出版社之一，从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７６年先后出版过多种版本，有木板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这4种版本均采取传统的民族装帧形式，古朴典雅，深受书法界和广大群众欢迎，在中国出版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１９５７年秋，文物出版社请来两位刻工，用木板刻印琉璃厂徐老先生誊写的毛主席诗词，刻一块，刷印一块，完全是手工操作。当时刻印的就是《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用传统的民族形式木板刻印毛主席诗词，文物出版社是首创，因而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１９６３年，文物出版社决定出版毛主席诗词的集字本，除原来出版的21首外，增加了《人民文学》１９６２年曾经发表过的6首词，并将这任务交给了我们编辑组，当时编辑组只有宋惕冰和我二人，我们当然全力以赴。
首先是选择字体的问题。什么字体用于毛主席诗词最合适？我们翻遍了《中国版刻图录》，认为宋代书法与版刻艺术有其独特的魅力，而且刻本多，选择的余地大。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张珩同志，会同北京图书馆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经过仔细研究，选定了宋代浙刻本《攻媿先生文集》的字体。南宋孝宗时的参知政事楼钥（号攻媿）在刻印自己的文集时，请了一批技艺精湛的刻工为他刻印。浙江是南宋时的文化中心，木刻名工云集，所以当时的木刻书籍以浙江本为最佳。《攻媿先生文集》字体秀丽，笔锋挺拔，刻工细腻，很有功力，且卷多字全，便于找到毛主席诗词所需文字，于是决定毛主席诗词从《攻媿先生文集》来集字。
《毛主席诗词二十七首》共有３３００多字，加上后增１０首共４０００多字（不包括目录），这些字要从《攻媿先生文集》中一个一个查找出来。经了解，国内唯一一套《攻媿先生文集》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但不让外借，我们只能天天跑北京大学。我和宋惕冰每天早晨７点从各自的家里出发，约８点左右到达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同志很热情，总是在我们到达之前将书准备好。我们一本一本地翻，一行一行地查，每查到一个字都记在笔记本上，标明第几函、第几册、第几页、第几行、第几字，并在书中夹上纸条。开始时，一天能找到二三十个字，进度还算是快的，越到后来难度越大，甚至一天都找不到一个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两人一阵惊喜，拍手相庆。查到最后，几乎将《攻媿先生文集》每册都翻过三四遍，有些句子都可背诵下来，仍然找不到所需要的字，只好找偏旁来拼了。譬如《菩萨蛮·黄鹤楼》中的“派”字、《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的“剿”字、《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的“瘟”字、《念奴娇·昆仑》中的“仑”字等，都是用偏旁拼起来的。有的字甚至要用3个字的部首或偏旁才能组合起来，而且组合得像一次写成。
就这样，我们每天坐在北大图书馆，从早上８点到下午５点半，不停地查呀，找呀，中午就在北大旁边的小吃店吃碗面条或买个馒头充饥。如此工作了一个多月，总算将所需的字找齐了。社里摄影的同志按照查出来的字逐个原大照相、洗印。经过一系列的工序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无数的小方块字。我们将诗词内容一首一个口袋地抄录在封套上，然后将字分首拣入袋内。
一般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只须看稿、改稿、发稿即可，而此时此刻的毛主席诗词稿件，都是一些单个字块，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拼起来才能成为一首首诗词，这是一项要求较高的技术工作。首先是版式的格式问题，如全书尺寸以多少为宜、版心的大小、天头地脚的高度、中缝鱼尾的位置、目录怎样排、词牌低几格、题目低几格、诗词正文怎样排、注文的字比正文小一倍又怎样排等等。传统版面格式对诗词格律有一套严格的规定，我们不懂诗词，也不懂传统格式，开头真是一筹莫展。
文物局王冶秋局长非常关心这一工作，他指出：作者和读者都懂得书的艺术，我们的工作必须做好，版式格式必须有根据。作者按语（注文）用双栏接排在正文下面，倒是有例可查，你们可以查看一下《中国版刻图录》。我们根据这一指示，反复翻阅《中国版刻图录》中的各种版本的格式，经过认真学习和钻研，设计了几种版式送审。最后，版面的格式终于定了下来，版面是竖栏上下加栏线，筒子页，中缝有鱼尾和书名、页码，天头地脚留有较大的空间，看起来非常大方。
下一步就要开始拼版了。拼版，不仅要把这些单个的字一个个黏贴起来，对直排齐，拼排成一首首诗词，最重要的是“顺行气”，不能留下任何“拼”的痕迹，给读者的印象应该是从上到下，一气呵成。由于《攻媿先生文集》是由几十个刻工刻成，字的风格不尽相同，所以对风格不一致的字我们又重新作了调整。
当时拼版出来的是《毛主席诗词二十七首》。放大的样片由出版社送毛主席办公室审阅。命运会如何呢？我们焦急地等待着。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的一天，当时文物出版社副社长高履芳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毛主席看了我们的集宋浙本字的诗词样片，很满意。还在样片上逐字逐句地作了批改，加了标点，同时还增加了10首没有发表过的诗词，并指示集字本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排字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喜讯传来，我们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新增加的10首诗词为：《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原来所集的字已不够用了，而且所拼成的版面也必须按毛主席批改的和新增加的10首合在一起，按时间次序重拼。经请示，因为是集字本，按传统规格一律不用标点。于是，我们又重新投入了紧张的查字和拼版工作。
毛主席办公室要求《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必须在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出版。大家知道１２月２６日是毛主席七十大寿，能在这喜庆的日子出版，当然有其特殊的意义。
时间紧，任务重，高履芳同志坐镇指挥，全社都投入了紧张的查字、照相、拼版工作。北京大学图书馆也打破常规，将《攻媿先生文集》借给文物出版社。社里各部门都开绿灯，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当时文物出版社和文物印刷厂都在故宫城隍庙办公，所以集字、照相、拼版、修版、印刷、装订一条龙，不出社门即可完成。珂罗版车间的师傅承担了修版和印刷任务，他们为保证字体清晰饱满，层次丰富，印一张擦拭一次珂罗版。装订车间的师傅们承担了折页齐栏，完成了一本一本丝线明订的任务。经过全社同志的努力，集宋浙本字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按期于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出版了。
１９７６年１月，文物出版社在《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基础上增加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这次集的是宋黄善夫刻《史记》字，字体圆润洒脱，刚劲有力。此书出版时，正值毛主席８３岁寿诞，这是我们在他老人家生前表达的最后一份敬意。
（作者系当年负责《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的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