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被胡风称为“小天才”的诗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写就的大型话剧《红旗歌》在全国引发轰动，被30多个省市的剧团排演；他也曾历经磨难……

    今年是著名诗人、剧作家鲁煤文艺创作65周年，中国剧协和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为他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在会后的采访中，年过八旬的他在谈起自己的诗时，一直在强调他首先是革命者，然后才是诗人。

    诗是用来呐喊的

    “七七事变”一个月后，保定即将失守，14岁的鲁煤与大哥逃难到河南。他回忆道，“这一路，把苦都受够了。”除了要饭之外，他为了维持生存，去当了小看护兵，为南下的伤员洗涮、护理。不少伤兵由于不识字，还常常请有高小文化的他帮写家书等。这让鲁煤感到文化不够用。这时，河南国立第一中学收留逃难的学生并为他们提供学习的机会，就这样，鲁煤入了学。

    而当他喜欢的老师一个个被开除，他开始产生疑问：为什么好人难以立足？鲁煤的一位高中历史老师在狱中的一句话让鲁煤记了一辈子：“他们认为我是羊，让我当羊，我要让他们知道羊群里面也有狼。”随着年龄的增长，鲁煤对社会苦难的认知也一点点深入。有根据地来的孩子到国立中学上学，他们唱着《八路军进行曲》，对鲁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像看到北斗星一样，这才是新文艺”。鲁煤不由自主地向往着延安。

    高二的暑假，鲁煤与分别了五年的大哥在登封相聚，是相聚也是离别。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大哥就要奔赴延安。在临行前，大哥送给他一件大衣和一只怀表，让他上完学再去延安，并留下了延边一个中药铺子的联系地址。高中毕业后，为了积攒路费，鲁煤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没想到，1944年5月，鲁煤就被迫再次流亡到了重庆。

    一直酷爱绘画的鲁煤在重庆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可是当时的国立艺专的一些老师宣扬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一套理论并不能引发鲁煤的共鸣，他更赞成“为人生而艺术”。尤其是在目睹了战争对人民造成的伤害之后，他心头一直想要呐喊，感觉到画笔不能表达出来。于是他加入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以高崇民、阎宝航为首的“东北救亡总会”，参与组织、领导了国立艺专的学生运动。

    为了方便开展工作，鲁煤参加了艺专学生会并担任学术艺术股股长一职。1946年1月，国民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重庆大学生要组织“一·二五”民主大游行活动，呼吁政协会议能顺利达到和平的目标。艺专学生会接到中央大学的游行通知后，没有向下发送，而是把消息压了下来。鲁煤在游行前一天，到中央大学办事，才偶然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立即向组织上汇报，并连夜挨屋通知同学，发动大家参加第二天的游行。

    鲁煤说：“我的诗不是坐在书斋里写出来的，是在战斗里写出来的。”他并没有想到自己要成为一位诗人，“诗是革命的副产品”，是为斗争呐喊，为鼓舞他人而写的。在“一·二五”民主大游行后，国民党逼迫大学生参加反共反苏大游行，鲁煤建议进步学生一走了之，自己也随同学到乡下避难，在那里他写下了《不能够》《在一九四六年的恐怖中》《默悼几只扑火者的死》等诗，发出了“生活像卷在旋风里，自己难以决定自己的去留……不是逃遁，也不是苟留，是：既是黑夜里的一粒火种，这里可以发光，那里也可以照耀——正如同，为活着而斗争，或者，为斗争而死，都要一样坚决”的誓言。他这一时期的老师——胡风也给予他艺术上的指导和肯定。

    要站在革命的第一线

    1946年初夏，鲁煤穿过八达岭关卡，来到了晋察冀解放区的张家口，在出发前，他对胡风说：“我要去找艾青了。”在进入华北联大政治班学习之前，鲁煤在解放区政府的一个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在解放区，他嗅到了新社会的气息。见到年轻的八路军战士，他用欣赏的眼光看待，由衷地写下了《我看见新的兵士》。他把这首诗交给艾青，艾青让他直接把诗交给《晋察冀日报》的田野，最后该诗一字不改地发表出来。

    新社会的气氛鼓动着鲁煤深入一线工作，他进入部队，帮助营、连干部和战士做文教工作，做会议纪录，写请战书、挑战书、应战书，出墙报。他希望成为战士中的一员。石家庄作为新中国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需要大批政治干部参加建设。鲁煤把自己当成填空白的人，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他从1947年底到1949年底，进入石家庄大兴纱厂参加接管等行政工作。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风行全国的话剧剧本《红旗歌》。

    1948年，石家庄进入备战状态，因为时常有飞机轰炸，大兴纱厂决定把一部分机器拆开运走。鲁煤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秋末的艳阳天。工人正在装车，他看见了也去搭把手。这时就有飞机飞过，在他们上空盘旋、扫射，他们赶忙趴下，等飞机过了之后再继续装。之后，鲁煤主动申请负责押运工作。在他的潜意识里，凡是新鲜的工作，他都想去做。

    生活给予了他丰富的写作素材。1948年夏秋，大兴纱厂的细纱车间的红旗竞赛开展得如火如荼。鲁煤常常在深夜写作疲惫或是入睡前，走出住处，来到机器声仍旧轰鸣的细纱车间，看着女工们紧张地“接线头”、跑着“落纱”，深受工人阶级中的英雄主义情绪感染。很快，《红旗竞赛歌》《优胜旗》两首歌词出炉，分别刊登在《石家庄日报》和《诗号角》上。同时短篇小说《双红旗》也在构思中。鲁煤晚上住在工会的文娱室里，白天则到车间工人烧开水的锅炉房里写作。红旗竞赛中先进与落后的斗争、落后者觉醒的故事已经烂熟于心，因此，这篇7000字的小说一气呵成。这些都为他后来写作大型话剧《红旗歌》奠定了基础。而胡风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鲁煤影响很大，他强调在创作中作家主体与表现对象完全融合，和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互相拥入、相生相克，而不只是理性、冷静、旁观地描述人物。剧中主人公马芬姐解放前曾被厂方不公正地开除，精神上受过伤害，对社会事物保持一定警惕和距离，解放后，她仍与新生活有些格格不入。写这样一个落后工人的转变，鲁煤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在执笔写作话剧的过程中，鲁煤内心时时为人物命运隐隐作痛。因而人物写得特别鲜活。不少观众在看完该剧的演出后都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迎接文艺的春天

    1955年，鲁煤被打成“胡风分子”，后来在“文革”中，他又被送到劳改农场劳改。这使他的文学创作中断了二十多年，使他的文学细胞尘封起来，但他的意志和热情并未被摧毁。在恢复工作后，组织上本来想让他担任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被他拒绝了。他珍惜好不容易得来的时光，“要用自己的话写自己的诗”。可现在，他也无不遗憾地说，“文革”后的创作自己并不满意，因为没有生活工作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只有“在战斗中才能写出真正的好诗”。

    改革开放后，鲁煤担任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虽然他再也没能写出和《红旗歌》一样分量的剧作，但他以自己的眼光和强烈的责任感，推出了一批剧作家和戏剧作品，为中国戏剧事业的开放和繁荣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1980年，著名的豫剧编导杨兰春找到鲁煤，请他去石家庄看一出老戏《花打朝》。“文革”时，这出戏被打成“大毒草”，一直被禁演。著名豫剧大师马金凤和杨兰春都希望把这出戏带到北京演并能平反，可他们又没有绝对的把握，于是在石家庄试演。大家觉得能平反，他们再继续北上。“这是一出好戏。”鲁煤说。光这么说，不作准，杨兰春没有放过他，要求他做出保证一定能平反。鲁煤找到了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和郭汉城，让他们来品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能平反。”这给河南豫剧传统剧目《花打朝》注入了强大的信心，马金凤和杨兰春兴高采烈地进京了，1982年《花打朝》还拍成了电影，进一步扩大了豫剧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初，河南京剧团一位编剧写了一出现代京剧《冯玉祥政变记》，鲁煤恰好来到河南看戏，为出版社找选题。看完之后觉得不错，他拍板决定要把这出京剧改编成小人书。这样，就把正被审查的编剧解放出来了。鲁煤还特意点名让这位编剧来写小人书的脚本。《冯玉祥政变记》也得到进京演出的机会。他说，自己吃了“右派”的苦，所以要尽可能以自己的工作来反对“极左”。

    上世纪80年代末，鲁煤离休，脱离了繁杂的行政事务，迎来自己诗作上的又一个春天。他注重研究外国文艺的成就，研读拉美诗人帕斯的作品。鲁煤的诗视角宽广，在1990年，他的诗就把目光对准了“打工仔”的群体，《一座红铜像》《不是对话》等，都作出了诗人独特的思考。作为一位年过八旬的诗人、剧作家，他依然保持着艺术敏锐性和创作热情，他的创作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