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南是个地理概念。明代时，今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以南，东至潘家河沿，西至教子胡同一带叫“宣南坊”，到了清代逐渐把宣武门以南的地区都叫成“宣南”。明、清两代这里是北京城的外城，也是手工业者、艺人等中下阶层的聚居地，戏院、茶园、妓院等场所均被勒令开设于此，至使这一带商业极度繁荣。

    今人为了探寻那个时代的遗迹，常常会饶有兴趣地走街串巷、四处问访。游客们在胡同里探索究竟，使得住在胡同里的老北京人总误以为是拆迁办的，迫不及待的就问：“什么时候拆？”来人自然是不知道，老住户们也不在乎，随口就说：“还不拆，这房子都快塌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真的要拆，可就苦煞了那些端“老北京”饭碗的爷们了。前门外观音寺街的那块三角地，从早到晚都聚集着一溜的人力三轮车，等着人们“胡同游”。“城南这个地界，真的要拆，我们这些‘狗尿苔’恐怕也就时日无多了。”说这话的人叫“文化人”。之所以叫他文化人，是因为他曾经在内联升当过美工，又对老北京的掌故颇为了解。只要有客人坐上他的车，他就飞一般地骑着车在狭窄的胡同里奔跑。嘴里一边对过往的行人车辆吆喝：“让一下喽……好咧……”一边给客人讲解所到的景点。他一口气能讲上五六个典故，什么大礼纱帽、小礼纱帽、民国的第一个女澡堂……如果客人对老北京的文化一无所知，可能会听得晕晕乎乎；如果客人兴趣极高，他还会往深里讲，什么“过去北京人口虽不少，然而胡同内平时很少有人走动，都是四门紧闭。偶尔老妈子卖破烂，也就是开半扇门，将收破烂的人唤到自家的廊檐下或院内交易，哪像现在收破烂的喊得震天价响，卖破烂的将家中什物一古脑儿端出来，像是要败家，要逃荒似的。那时的人讲究藏贫不露富，脸面是头等大事。”

    外地人腿快，北京人嘴快，在这一堆南腔北调的三轮车夫中，北京板爷的竞争力也就剩下这张嘴了。“不过我从不抢活儿。”文化人说道：“是我的活儿，我就拉，不是我的，我也不抢。”文化人一身中式打扮，上身着青布对襟衫，下身是挽档裤，脚蹬“礼服呢”的圆口鞋，双腿交叉地坐在车里，一边抽他自己卷的烟卷，一边讲他的处世哲学。

    北京人不似外地人，没活儿，也要找乐子，几个爷们再加上胡同里的老街坊，只要扎在一起就无话不说。话题很广泛，可俗可雅，可远可近，就是一个芝麻烧饼或麻豆腐，他们都能说得有滋有味。“你看人家牛街卖的麻豆腐，就是好，三块钱一袋，半斤，炸出来就是过去那味儿，哪儿都不沾。你上早市里买一袋，沾得哪儿都是，还不好吃……”“过去有一种酒叫青梅酒，现在没有了。那酒不错，一块七钱一瓶，和二锅头瓶子那么大，那个色（音shǎi）真是天然，是梅子青的时候泡出来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嘛！要是现在也不能生产，给加添加剂了，有一股香味，没法儿喝。”

    说得正起劲，旁边来了一位老者，也是老街坊。他腰板硬朗，话音响亮，直言不讳：“现在呀，全倒过来了，以前是男的管女的，现在是女的管男的……”在这方面文化人显得很有发言权，没等对方说完，他就抢着说道：“……我爱人也不管我，她不怕我，我也不怕她，谁都说谁的理。我们夫妻俩有时也会吵两句，但有一样，吵架归吵架，却不带一个脏字，也不动手，男同志得让着女同志。白天吵架，晚上就什么事都没有了，白天同吃一锅饭，晚上同睡一个枕头。”北京人直爽性格，往往三句不到，就会纷争起来。文化人说这话时，很有些自得，却让他的同伴、戴眼镜的老吴颇为不快。因为他平时都是听他媳妇的，常把“媳妇”二字挂在嘴边，文化人这话显然让他觉得矮了半截，心里便很是不服气：“居家过日子，不就指望着女人来收拾这个家吗，不是谁怕谁，你挣那两个钱，你还指望人家扶持你一把呢……”

    老吴人长得膀大腰圆，外罩一条黄色的粗呢子大衣，再戴上一双白手套，活像一名旧军人。他为人做事也够干脆利索，但是在“文化底蕴”方面似乎不如文化人。每当一谈“老北京”，只要他一出口“报界名人邵飘萍死时５３岁……”马上就会被文化人打住，“你说的不对，邵飘萍是１９２６年死的，年仅４２……不信我把书拿给你看……”这时老吴也就不吭气了。

    看来吃喝拉撒睡，还有“老北京”，永远都是北京人谈论的话题，老北京城已经拆迁多年，可人们心目中的老北京却怎么也拆不掉。

    傍晚，一抹斜阳从天空中落下，挂在那一溜的三轮车上，金光闪闪的，煞是好看。一群鸽子在余晖中伴着“嗡……嗡……”的鸽哨声，向四合院的房顶飞去……人们仍旧日复一日地在这熟悉而又变化着的胡同里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