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是父亲去世10周年，12月8日也是他的百年诞辰。现在有一些回忆父亲的零散片段，写出来纪念他。
爸爸送我去百花山
1968年12月，妈妈所在学校的师生去京西门头沟的百花山劳动。当时我11岁，大概是不放心我，妈妈捎信给爸爸，让他送我去百花山和她在一起。
大概是12月底的样子，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爸爸给我打好了行李，是一个很大的双肩背包，老式帆布的那种，我背起来觉得很重。第二天一早，天不亮我们就出发了，从家里一直走到灯市口的11路电车站。上车以后天还没亮，车里开着灯。我们一直坐车到西直门。然后，我们从西直门火车站乘火车到雁翅，再从那里转乘长途车到斋堂。到斋堂时已经过了中午。爸爸带我坐在河滩旁边简单吃了些随身带的食品，然后开始休息，我觉得休息的时间太长，老也不走，就催他快走。他则说不忙，要休息够了再走。大约40分钟之后，我和爸爸开始了“长途跋涉”。
爸爸当时已经五十七八岁了，可是走起山路来相当轻快，一点也不吃力。我们沿着河滩旁边坑坑洼洼的山路走了大约20多里，路上没什么人，更见不到车，地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我们在寂静的山谷里走了一下午，一直走到天暗下来才终于到了目的地——百花山西北的黄塔村。在那里爸爸住了一晚，和当地的老乡一起坐在炕上吸烟聊天。第二天一早就独自返回京城了。我和妈妈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
我记得从百花山返回北京的那天，爸爸事先知道我们要回来，特意给我们做了红烧肉。我当时很小，很少吃爸爸做的饭，何况还是红烧肉，好像那次是第一次觉得非常香，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
批斗会
“文革”初期的一天傍晚，爸爸从外边回家时表情有些异样。那是一种很复杂的表情，我也说不清楚看到他时心里的感觉。他手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遮遮掩掩的，一下子就进了书房。过了一会他又不声不响地下楼到院子里。楼下的红卫兵把院子里的大约十几位“反动学术权威”叫到三单元门口，让他们站在单元门前的台阶上，戴着高帽子挂着牌子，开批斗会。我从家里阳台上往下偷偷地看，这才明白他回家时遮掩着不让我们看到的东西是那个挂牌。我家的房门和楼里另一些人家的房门上被红卫兵竖着写下一串很大的黑毛笔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来爸爸就转而劳动改造，扫院子，下干校了……
爸爸的爱好
1972年爸爸从干校回来之后，养了不少月季花，他有时从家里坐公交车到京郊黄土岗去看花，看到特别喜欢的就坐公交车把花连花盆搬回来。他还在家里的阳台上种了一棵丁香，这棵丁香后来每年春天都开花，他会在每年4月中的一天亲自摘一束丁香花，给住在不远的北大教授余大箴送去，祝贺她的生日。这棵丁香树后来从阳台移到楼下院子里，每年春天，就会开满紫色的小花，淡淡的清香飘过整个院子。
爸爸还收藏了很多在海边捡的小贝壳和各种颜色的小石头，收在火柴盒里。这些东西现在我还保存着，时常拿出来看看，同时就会想起爸爸早年写的诗《芦叶船》和《白螺壳》。
对家人的关心
1966年我小学二年级时“文革”开始，学校已经不正常上课了。有一次我患流感发高烧，病情比较严重，总也不退烧。当时妈妈因为集训住在单位不能回家，只有爸爸一人照顾我。后来退了烧，我很想要个玩具，想起当时在王府井儿童商店里的《红灯记》的木偶，跟爸爸说自己很喜欢，没想到他晚上就给我买回来了一套《红灯记》木偶，我特别高兴。现在这么多年过去，我还是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
1978年前后妈妈身体不好，有段时期经常头痛，吃药的效果也不是很好。爸爸每晚都给妈妈按摩头部，直到妈妈入睡。虽然不是很专业，但是很认真，而且每天晚上坚持按摩大约半小时，一直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妈妈头痛好转。
戒烟
爸爸以前抽烟很厉害，一天大概两包。我小时候他就抽烟。后来不知为什么他决定戒烟。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有一次没戒成功，后来又戒。我还记得当时帮他买口香糖之类的东西给他戒烟用。最后终于成功戒了烟，对他的健康很有益。他后来一直活到90岁无疾而终。
改稿子
爸爸做事非常严谨。我上学时的英语作业，以及工作时遇到的翻译难题，他都不厌其烦地给我改正。我的作业和翻译的草稿上面留下了无数他批改的印记，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个页面。
对于自己的作品他更是认真，稿子写完之后每看一遍都会有改动，似乎永远不满意。他认为不好的段落，他总会坚决删去，力求完美。记得有一次帮他抄一份稿子，抄了几次都不行，因为每次抄好了，看完一遍就又改了，最后改了很多遍才完成。爸爸这种做事严谨认真的精神也影响了我，使我年届五十，还利用4年业余时间，坚持完成了大学本科的学习并获得学士学位，弥补了年轻时由于身体原因没有能上大学学习的遗憾，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也磨练了意志。
这些文字是我关于父亲的一些回忆。虽然他已经离去10年了，但是他的诗歌和他的翻译作品却是永存的。父亲慈祥和蔼的面容永远留在我心里。爸爸，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