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愿意将这独一无二的收藏奇迹束之高阁，使钟爱艺术的公众无法领略其魅力；没有人愿意让远道而来的慕名参观者失望而归；没有人愿意忽视这位捐赠者最后的意愿，使后来的捐赠者心灰意冷。”70多年前，时任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主席维尔纳的一席话，似乎昭示了今日的爱德蒙·德·罗契尔德捐赠卢浮宫的几件文艺复兴时期版画作品首次“走出”卢浮宫，而中央美院美术馆有幸成为唯一展出地点，并在与巡展全国的素描60年大展的呼应中，使广大艺术爱好者得以了解出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高峰背后的种种……

    与几年前，拉斐尔、丢勒素描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时，被很多观众忽略几乎鲜有驻足者不同（或许是因为尺幅小或者位置不够显眼），当由爱德蒙·德·罗契尔德捐赠卢浮宫所藏１５至１６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素描、版画、雕塑等１２１件作品于１１月２８日亮相中央美院美术馆时，这个相当“当代”的学院美术馆，迎来了开馆以来的最大观展人数，排队观展的人流甚至引来馆外等待公交车乘客的好奇。

    几件文艺复兴时期版画作品首次“走出”卢浮宫，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文艺复兴“三杰”作品首次集中呈现于中央美院，展览结束后没有巡展直接返回卢浮宫，中央美院美术馆首次出现限制展览参观人数，这么多的“第一次”为这个筹备良久、几经变更的展览留足了噱头，而负责展览的安保人员不断地牢骚“难道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每天都会有这么多人吗？这些东西到底有啥珍贵的？”，为我们解读这个展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谁是文艺复兴艺术高峰的建立者？

    这个由中央美院美术馆与卢浮宫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卢浮宫藏意大利文艺复兴珍品展——爱德蒙·德·罗契尔德收藏”，展品涉及人物肖像、创作手稿、羊皮书籍插图、建筑草图、纹样设计等多个方面，除了达芬奇、拉斐尔的素描手稿，还有翻制米开朗基罗的《河神》雕塑，更为重要的是，在１６世纪活跃于意大利北部的建筑工作室留下的大量关于当时意大利建筑的草图和浮雕纹饰，让观众得以了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的各个侧面，而弥足珍贵的是，这些建筑很多已经损坏，这些留在羊皮纸上的图案是我们还原那些建筑的唯一路径。

    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表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由丰富而复杂的细节和内容构成的，我们以前也许对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比较容易停留在概念化和书本化的认识层面上，这次的展览可能为我们提供多方面的资料和信息，使得能够更全面地感受和解读文艺复兴的艺术及时代脉搏。”

    王璜生的话道出了这个展览颇有新意的地方：没有局限于把书本上的美术史经典名作简单“拿来”展示，而是希望提供给观者一种思考问题的新视角——在那一幅幅载入史册的经典作品背后，是什么建立了西方文艺复兴的高峰。

    １５至１６世纪的欧洲正在经历文化观念的巨变，卢浮宫博物馆行政总裁艾赫维·巴尔巴雷形象地将这批展品称为“站在西方艺术史的十字路口上见证这种巨变”。从早期建筑的平面图，到一幅幅看似空间扁平、人物表情木讷、肌肉结构僵硬的佚名作品，从曼坦尼亚及其工作室早期关于人物与空间表现的探索到达芬奇、拉斐尔手稿中人类光辉的体现，在这些尺幅不大，甚至是微小的手稿中，观众可以感受到１５至１６世纪佛罗伦萨的艺术气息，联想勾勒出西方美术史发展的脉络。

    卢浮宫博物馆馆长亨利·卢瓦莱特在展览的前言中写到，佛罗伦萨早期画室的作品是不容忽视的，这里制作的版画往往没有标明艺术家的名字，但是在西方艺术史上却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或许，正是这些佚名作品的创作与展示，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了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的繁荣与发展的背后动因，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艺术杰作不在于尺幅的巨大与题材的重要，美术史的每一步前行，都是以无数无名英雄的贡献作为基石的，大师与名作只是这片璀璨星空中最亮的明星，在他们身旁还有着更为丰富而鲜活的足以呈现那个时代的人与物。

    家族捐赠与博物馆收藏契约的背后

    “没有人愿意将这独一无二的收藏奇迹束之高阁，使钟爱艺术的公众无法领略其魅力；没有人愿意让远道而来的慕名参观者失望而归；没有人愿意忽视这位捐赠者最后的意愿，使后来的捐赠者心灰意冷。”这是时任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主席维尔纳，在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的《艺术与艺术家》杂志上的一段话。其中“这独一无二的收藏奇迹”便是本次展览的主角“爱德蒙·德·罗契尔德的收藏” 。罗契尔德于１９３５年将包括三千多件艺术大师的素描，四万多件版画、手抄本及珍本书籍捐赠予卢浮宫博物馆永久收藏，而其中部分重要藏品如今就静静地展陈于中央美院美术馆，第一次与中国观众近距离地会面。

    爱德蒙·德·罗契尔德作为罗契尔德家族的一员，拥有显赫的背景。其家族兴起于１７世纪，领地横跨巴黎、维也纳、伦敦，长期从事金融业，并与博物馆保持密切联系，直到今天，其家族成员依然是卢浮宫的重要合作伙伴。

    王璜生表示，本次展览的作品捐赠者爱德蒙·德·罗契尔德，其收藏理想、收藏经历及所建立的藏品系统，还有他的家族对国家文化建设的无私贡献，可能对中国有志于收藏及文化的人有着样板的意义。此外，爱德蒙·德·罗契尔德的后人对国家博物馆巨大规模的捐赠，从而与国家的文化机构达成了对藏品保护、使用、研究、发扬光大的规范化的管理契约，形成了博物馆对待文物及捐赠的相关规则和规程。

    其实，对于一个拥有贵族血统，并有着明确收藏方向和科学系统收藏的爱德蒙·德·罗契尔德而言，他是不会轻易把这些藏品捐赠给博物馆的。据本次展览策展人卡特琳娜·卢瓦塞勒介绍，爱德蒙·德·罗契尔德捐赠时曾与卢浮宫有相当严格的约定。其中一条就是，关于查看作品与审阅资料，需要在严格监视条件下，个人单独进行。“铜版画的装裱：最为珍贵的作品以斜楞倒角的方式装裱，即将多层卡纸粘合在一起，最上几层卡纸在中央开窗孔，边缘以斜楞倒角的方式处理，作品从窗孔中呈现。”这是在卢浮宫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８日的文件中，列出的捐赠者展陈“特殊条件”中的一款，其要求之严格、规范之细致可想而知。由于捐赠者的身份特殊，以及捐赠作品所可能形成的“版画博物馆”价值，法国政府分别于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３７年以法令和政令的形式，对于该批捐赠作品单独展示做出明确规定。

    从完备的收藏体系，严格的捐献契约，国家法律的有力保证，使我们看到了西方家族收藏与博物馆之间长期有效的密切合作，尽管其中也不乏曲折波澜。可是没有这些作为前提，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一个普通北京观众与几百年的意大利建筑草图发生联系。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这种联系大有更加频繁之势。如今，日本已成功介入西方博物馆界，并通过赞助交流活动的方式，将卢浮宫的藏品带到世界更多的地方。据了解，在明年，卢浮宫也将举办关于故宫文物的大型交流展览。开放的中国，也正以新的姿态迎接与展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成果。在此过程中，除了操作的规范、视野的开阔、法律的保证与沟通的顺畅等一系列要素外，还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应该将什么请进来，又将用什么走出去，并深入思考，这种请进来与走出去的成果对于千百万中外普通百姓产生的影响。

    有两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上世纪８０年代，当时尚大腕瓦伦蒂诺携其经典时装作品来华展出时，他面对中国观众观看其作品时诡异一笑；今日，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卢浮宫藏意大利文艺复兴珍品展开幕后，策展人卡特琳娜·卢瓦塞勒走进展厅，第一个动作便是与保安握了握手。两个细节，两个世纪，折射出西方人看待中国普通百姓与中外艺术交流发生关联的视角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