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的健康发展与否，从宏观层面来看，决定着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民族能否振兴发展。从微观层面，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路径和人生态度的健康与否。

    艺术史文化史的无数事实、所有大师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用金钱培养艺术大师文化大师完全是无稽无聊的天方夜谭。单凭大把的金钱是堆不出好作品的，相反，还会异化我们的灵魂、人格和艺术。文化官员要保持对文化、艺术的敬畏之心，艺术家要保持对艺术的虔诚之心和全身心的投入。

    当下创作四弊：动机浮躁、内容浮夸、形式浮华、思想肤浅。如果我们的文艺完全跟着时风，与狼共舞，丝毫无法为我们的内心提供我们急需的精神力量，提供我们抵御外部世界诱惑的定力，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艺术呢？如果我们始终无法创造出令人沉醉其间的具有高度审美愉悦的艺术，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艺术呢？

    继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从文学界生发、扩大开来的文化寻根热以后，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临近尾声之际，中华大地再次出现空前广泛的文化热潮。如果说，前次文化热主要是作家和民间力量推动的话，那么，这次文化热的主要推手是政府，动用的主要是行政资源。全国各地各级政府倾尽全力、摩拳擦掌争相打造文化大省、文化强省。与此相呼应的是不择手段地组织创作大作、力作，建造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面对这股汹涌而来的文化热潮，我们有必要作些冷静的思考、冷静的提示，多提几个为什么，以便这股文化的热潮能在健康的河道里积极发展，真正成为中华文化新世纪复兴的有力起点。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化

    在很多人眼里，文化是一门能够作为新兴产业开发出来赚大钱的行业。文化赚钱论者经常举的例子是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音乐剧，是好莱坞大片，是欧美的流行音乐。殊不知，音乐剧除了大名鼎鼎的《猫》《西贡小姐》《歌剧院魅影》《悲惨世界》等少数经久不衰的作品几十年下来赚得满坑满谷，大多数音乐剧不仅没有赚钱而且血本无归。毫无疑问，文化有可能赚钱，也有可能为政治为政绩服务。但文化本质上，既不是赚钱的摇钱树，也不是记录政绩的功劳簿。文化有商品和政治的属性，但文化最根本的属性是它的精神性。这些年文化发展的最大误区和盲目性，就在于我们始终在它的商品性和政治性之间摇摆不定，而忽略了它最根本的精神性。

    今年７月２３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确实，就实际功能来说，文化既不能御寒保暖也不能果腹充饥，为什么我们逐渐拥有了相当的物质财富，还要建设文化发展艺术呢？就在于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性的品质。

    文化艺术从客观宏观叙事的功能来看，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源泉。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了几千年严酷的自然灾害、连绵不断的战争而完整保留下来的文明古国，中国能傲视太平洋的万顷碧波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其所依赖的正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积健为雄的中华文化。抗战八年，正是《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的激昂旋律，《放下你的鞭子》的街头演出，抗战戏剧、诗歌等，凝聚激励起亿万中华同胞与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和视死如归的钢铁意志。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在上世纪６０年代“黑云压城城欲催”的艰难岁月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为祖国献石油》《我们走在大路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的旋律，一直像精卫鸟一样盘旋飞翔在我们的心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奇迹，也滥觞于文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话剧《于无声处》《丹心谱》《报春花》、小说《伤痕》《班主任》、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文艺正名》，以及那些承载着沉重民族记忆的谢晋电影，成为激励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冲决思想牢笼的精神风暴。

    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苍白悲哀的民族，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是没有根基没有力量没有前途的国家。中国２１世纪走向大国强国的征程，既有巨大复杂的内忧，也有连绵不断的外患。克服战胜这些困难，需要文化唤醒我们内心的力量，也只有文化能凝聚起我们共同的力量。

    同时，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力的精神源泉。如果说，能源和资源是制约我们发展的瓶颈，那么创新能力的不足就是限制我们发展的软件“短板”。创新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自由腾飞、翱翔的想象力，而人类最丰富最伟大的想象，都集中在那些流传千古的最杰出的艺术作品中。试看屈原的长诗《天问》就像宇宙本身一样浩瀚壮丽。２０１０年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先生去世，国人长歌当哭，深情凝望“三钱”最终在茫茫历史中远去的背影，回顾他们留下的博大丰厚的精神遗产，除了家园情怀、担当意识、对祖国终生不变的赤子情怀以外，就是他们对文化艺术的高度热爱。钱伟长自幼受叔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熏陶，奠定了作为大科学家的人文基础。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其父亲是中国五四白话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受家庭影响，他终生挚爱音乐、美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年轻时就喜欢贝多芬，学习钢琴、管弦乐。他说，自己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交谈时产生的。

    文化的“用”，主要不是直接生产物质、增加财富的功利之“用”。文化的“用”，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讲是“无用之用”。用文化人类学家的话来讲，文化让人在智力、精神和审美方面变得更有“教养”。文化解决的是心灵的问题、精神的问题、伦理的问题，是人赖以安身立命的内心的基本问题。文化艺术的健康发展与否，从宏观层面来看，决定着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民族能否振兴发展。从微观层面，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路径和人生态度的健康与否。

    我们需要文化，是因为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文化，没有文化的人是单调乏味的“单向度的人”，最终会成为“文明的野蛮人”。我们需要文化，是因为社会的全面进步需要文化。没有文化的社会，是短腿的没有发展后劲的社会。

    我们的文艺创作少了些什么

    当下中国的文艺创作，从数量上看，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程度。据有关方面的不完全统计，每年中国新出版实体长篇小说３０００部，新创作电影５００部、电视连续剧１５０００集、舞台剧４０００台。现在每年每个种类的文艺样式，其创作总量都几倍于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总和，而且均呈每年递增态势。以舞台剧而言，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不惜重金，延请知名导演、编剧、舞美师、灯光师、音乐家和演员，挖掘本地文化素材，全力打造“史诗性”作品，催生精品力作。可是，坦率地说，举目四顾，直到今天我们并没有看到几部真正具有史诗性质和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

    德国诗人席勒在谈到文艺创作时曾经指出，艺术家创作必须具备“三个冲动”。首先是感性冲动。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一切，以感性的形式使艺术家直觉地产生感性的愉悦，有一种强烈的不可遏制的表达感性内容的冲动。也就是说，他创作的第一个冲动是来自于现实的生活、现实的人物的感性冲动。第二是形式冲动。感性冲动并没有作为艺术在舞台上固定下来，艺术家要为自己的感性冲动寻找、创造一个既适合感性生活素材，又接纳自己创作个性的载体，一种独创的完美的艺术形式。用这个形式使人们多少有些熟悉的生活，激发出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这样，不仅生活题材在艺术形式中发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而且，艺术形式本身的美也是最有想象力的，是读者或观众所没有或很少见过的。最后是游戏冲动，当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结合完成后，艺术家就进入了一种超越功利束缚，像孩子游戏一般，让想象力、创造力无拘无束驰骋的审美境界和冲动。这就是清人王国维赞美李后主词所说的“赤子之心”。

    现在舞台形式的创作中，完全出自审美的“三个冲动”的作品越来越少。相当多的剧作中我们看不到艺术家的个人冲动，却可以一眼看出遵命之作、受命之作的明显痕迹，看到赚钱捞钱的强烈欲望和非审美的功利欲望冲动，艺术创作的过程变成了按编剧技巧剪辑素材的技术加工。去年，我参加一次全国的剧本评审活动，其中不少剧本写的是当地的好人好事、模范人物，基本上都是新闻报道的舞台再现，看不到艺术家的个人感动。

    在我看来，当下舞台创作的弊病有“四浮（肤）”：

    首先是创作动机的浮躁。创作中急于求成，急功近利，领导和创作者心中都充满了焦虑感，每一次创作都冲着大作、力作、精品而去，冲着即将来到的各种大赛评比而去，冲着打造本地艺术名片而去，冲着各种重大庆典而去。从上到下充满了“精品焦虑症”。与此同时，各地急切地要把本地的文化资源和历史人物搬上舞台，打造城市文化名片，而丝毫不顾这些资源和人物是否具有戏剧性，是否具有艺术化的空间，力邀名编名导创排。不少舞台剧剧本尚未成熟，甚至有明显硬伤，就忙开排，忙演出，可以看到艺术上的不虔诚、不严谨、不踏实的做派。既看不到生活沉重的真实，也看不到支撑生活和时代前进的心灵的崇高。毫无疑问，文艺的浮躁集中体现了时代的浮躁。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文艺完全跟着时风，与狼共舞，丝毫无法为我们的内心提供我们急需的精神力量，提供我们抵御外部世界诱惑的定力，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艺术呢？如果我们始终无法创造出令人沉醉其间的具有高度审美愉悦的艺术，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艺术呢？人类历史上真正传世的艺术精品，都是心灵沉静的结晶。艺术作品有其自身发生学的规律。这种规律不是任何人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所能替代的。

    其次是内容上的浮夸，以电视剧特有的散漫、随意来处理戏剧。戏剧结构松散、缺乏主线、多头并进，很少再能看到集中浓缩令舞台上下演员和观众互动共鸣，令人灵魂为之震撼的剧场艺术。唱词台词通篇是味如嚼腊的水词，很少有让人沉浸其间反复吟咏久久回味的经典台词。两个多小时的一出戏看完，走出剧场，“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人物、情节、命运、性格，什么也没有留下来。有些戏，粗看什么都有，细想什么都没有。艺术家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完全停留在我们耳熟能详的生活表层，是生活表层众所周知的现象的罗列铺陈，缺少把艺术推向生活深处才能显现出来的细腻的生活肌理和可触摸的质感。因为灵感、才华和生活的枯竭，大量的作品反复改编经典，或乞灵于虚无缥缈的史前传说。演员的表演也因为内容的浮夸而失去在舞台上的心理、性格和场景的依据，停留在情节的表层，随便而做作，同样显得浮泛。内容和表演的浮夸已经使许多新创作的剧目失去了舞台剧现场感人的能力。

    三是形式浮华。因为在浮躁心态下创作的剧本，总是内容空洞贫乏，于是不能不借助浮华的舞台形式来加以包装、掩饰。１９９７年的那次舞剧调演，当时雪灯刚发明并运用在舞台上。于是，六七部舞剧不约而同地用雪灯制造了大雪纷飞的舞台气氛，以视觉效果取代艺术的情感和心理感受。时至今日，舞台剧的浮华愈演愈烈。我们看到了绝大部分演出都是穿金戴银，满台电脑灯光闪烁不停，音箱其响无比震耳欲聋。台上人头攒动、人满为患。不管艺术是否需要，都配上几段不伦不类的群舞。灯光、ＬＥＤ、大场面、大队形、变化复杂的推拉台升降台转台，各种华而不实的舞台技术和手段堆满了舞台的角角落落，不少大腕级导演除了玩耍这些浮光掠影的科技手段，除了调动人海战术，已经完全失去在戏剧中精细刻画人物性格的能力，失去了在戏中运用写意手段简约明快塑造人物的能力，失去了在舞剧中根据人物情感情节变化设计编排优秀动人的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的能力。这样内容空洞的大制作如何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如何到各地去巡回演出，如何有票房回收的可能？

    最后是思想的肤浅。这是创作动机浮躁、艺术内容浮夸、表现形式浮华造成的必然结果。许多舞台剧要么停留在生活的表层堆积一些似是而非的生活现象，要么廉价逗笑，要么谈性说爱，要么胡编乱造连一个起码的故事都编不圆。始终看不到思想的烛照，看不到思想像闪电划破夜空般地穿透我们的心灵。这些年，我们在现实题材的戏剧中遇到的被歌颂的当代英雄，几乎全是发家致富、赚钱有方的企业家，是万众瞩目头顶光环的精英人物，很少有在奉献他人中得到内心快乐的让我们感动的艺术典型。我们看到的从来是对金钱和强者的崇拜，却很少看到对普通人的歌颂，对真正时代英雄的歌颂，和对弱者的发自内心的真切理解，更遑论是对金钱和拜金主义的批判了。其实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时代巨变，提供了无限广阔的艺术素材。比如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沉浮，又比如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精神风采，又比如“两弹一星”功臣的人格力量和爱国情怀。说来很悲哀，今年我看到的真的好戏，除了极少数是我们自己创作的，大都是翻译过来的外国剧作，比如最近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并引起轰动的《十二个人》《怀疑》。为什么我们的艺术一接触思想，一表达主流价值，就变得那么寡淡无味，充满说教，失去了对观众的亲和力了呢？

    就我本人十多年来因工作关系大量密集观剧的体会，近年我国舞台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准，总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这种落后集中体现在戏剧的文本创作上。受艺术观念、文艺思想严重滞后的制约，我们的艺术视野狭窄，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广泛发掘和对内心世界的深度开掘。很多极其珍贵的生活素材被我们拒之门外。大家仅仅把文艺创作视做一件工作，等同于物质生产，没有把自己生命的激情燃烧起来投入作品。观众在艺术作品中听不到艺术家心的跳动、灵魂的呐喊。唯一还可聊以自慰的是，我们的舞台美术科技还不那么落后，甚至在大制作方面我们的娴熟程度还超过了欧美的同行。因为我们不考虑回收。只要影响大，我们不怕烧钱。可以说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戏剧创作，依然迫切需要一次思想和观念的解放，来推动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文艺创作和金钱是什么关系

    文化、艺术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一种态度，一种对文化精神的执着坚守，一种人文精神和人格力量的再现。它本质上与金钱无涉。相反，处理不当，金钱的诱惑还会消磨、吞噬艺术家的才情和想象。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舞台上真正还能传得下去的艺术精品，大抵都是艺术家尚未成名时的厚积薄发之作，呕心沥血之作，精雕细刻反复打磨之作。大抵闪烁着艺术精神文化理想的光彩而不是金钱炫人心目的光芒。我亲眼看到一些大腕大牌艺术家如何市侩气地漫天要价，其身价已经远远超过欧美大编导的价格，却最终创作出一个个自以为是而其实毫无生命力和艺术美感的作品；亲眼看到一些才华横溢的作家、艺术家，经不起市场经济和金钱的诱惑，从行星到流星，艺术和人格迅速坠落的惨痛轨迹，令人扼腕叹息。

    艺术史文化史的无数事实、所有大师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用金钱培养艺术大师文化大师完全是无稽无聊的天方夜谭。单凭大把的金钱是堆不出好作品的，相反，还会异化我们的灵魂、人格和艺术。文化官员要保持对文化、艺术的敬畏之心，艺术家要保持对艺术的虔诚之心和全身心的投入。唯其如此，才可能产生我们期待中的真正的精品力作。

    文艺事业应如何管理引导

    这几年各地方政府推动文艺发展、繁荣的热情，空前高涨。大家急切地引进人才，寻找大师，身体力行出节目，组织创作，推出作品。但是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化不同于经济，软件不同于硬件，精神不同于物质。后者往往只要财政投入就会有明显产出，甚至可以通过人为的科技、经济努力，有快速的增长。而文化不能靠大跃进来催生。据了解，现在全国各地仅在建的大剧院不下几十座。不仅省级市在建，地级市县级市也在建。而美国华盛顿也仅仅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造了第一座大剧院。一座大剧院投资往往数以十亿元计。几年前我曾经去考察过一座小城市的大剧院。那座圆形大剧院外墙坐落在一片环形的水道上。因为长久没有合适的演出，剧院大墙下的水面发黑发臭冒着气泡。对于各地政府来说，建造大剧院易，维持大剧院难。天长日久，创作、寻找维持大剧院正常演出的软件剧目难度，远远超出剧院的硬件建设。又比如，全国争建文化大省、强省，固然体现了对文化的重视，但都当大省、强省可能吗？都是强省、大省，还有没有文化弱省、小省呢？其实，文化本身并无强弱、大小之分，关键是建设富有个性特色的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文化。

    文化建设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基础，着眼于建设。没有长远基础的建设就不可能有发展。这些年有些错误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文艺的健康发展。比如简单地提“养事业不养人”、“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须知事业是靠人来做的，没有人何来事业。大家都但求所用，不求所有，用的人是哪里来的呢？大家都用而不养，培养人的地方和单位不是吃亏了吗？正是这些急功近利的想法和做法，导致了各类文艺人才的严重匮乏、青黄不接，导致了各地对文艺人才的无序竞争和争抢，导致了少数优秀导演的价格疯涨。

    如果大家都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基础，着眼于建设，努力学习、理解、掌握文艺规律，按照文艺发展的规律办事，少做不做拔苗助长、竭泽而渔、饮鸩止渴那些急功近利的事情，我们就一定能迎来当代中国伟大的文艺复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这一伟大目标。